延安最会改军装的女人！她的审美两面性：明拒首饰暗追嘉宝，藏着政治功利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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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哭过三次：一次是看程砚秋演的《荒山泪》，一次是谢富治之死，一次是看到内参上登的陈景润的事迹。

江青还有一次哭，就是1972年夏天，江青请一位年轻的美国副教授托维特克，看嘉宝演的《瑞典女王》，影片演完了，眼泪蒙住了江青的眼睛。

江青说：“我非常喜欢嘉宝。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

她因此为美国不颁给嘉宝金像奖而打抱不平。并嘱托维特克：

“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维特克写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中，记录了不少江青的忽悠、浮夸和吹牛皮。

但对嘉宝，她说的是实话。这是一个很让人惊诧的实话——样板戏的指导者，“三突出”的创建者，以造作、夸张、虚假为美的文艺革命旗手，居然会欣赏毫不做作夸张的表演，并且要给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女演员发奖！

江青对嘉宝的态度，暴露了她内心深处对于美的另一种看法。这看法曾指导着她早年的演艺事业，并为评论界所认同。这是什么看法呢？

请看看人们对她表演的评价：

15岁时，她主演《湖上的悲剧》，其“自然主义”的表演使“观众感动得哭了”。

校长和老师称赞她是“有成为悲剧演员的天赋”。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她始终保持着这种“自然主义”。

1935年，江青主演《娜拉》，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苏灵称赞她是表演与说白的天才，海士称赞她的动作和表演非常感人，李成说她的表演自然、本色。

江青的言论也为她的审美作了注脚——在出演娜拉一炮走红之后，她接受记者的采访，谈到当时的女演员，她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好恶：

“我最喜欢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演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喜欢。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

趣味无争辩。从江青对同行们演技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她的好恶。

这种审美趣味同样体现在装束和打扮上。江青不喜欢首饰和化妆。在上海当演员时的蓝苹，不擦粉，不抹胭脂、口红，

“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进了北京更是如此。

有人说：“她生活说不上多么奢侈，我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江青穿的衣服也比较简单，基本是军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得体。”

王光美去印尼访问，江青建议她不要戴项链，固然有忌妒的成分，恐怕也与她的审美有关。

审美观是生长条件的产物。江青家庭的经济境况使她没有条件去追求穿戴，置办首饰。

她爱美，也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用乌黑发亮的长辫子吸引人，在服装的得体上下工夫。

回忆文章说，在延安的女性中，江青最会打扮——她把灰土布的军装略作修改，就显出了她的腰身。

审美观在生长条件中形成，在艺术活动中改变或强化。她饰演的《湖上的悲剧》的女主角素萍，之所以赢得好评，是因为这个角色的遭遇与她有相似之处，素萍之父的专制，对女儿爱情的阻挠，唤起了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她的父亲怎样专横，怎样打母亲。

正是这种相类的命运，使她进入了角色。

个人的审美取向与时代主潮密切相关。江青在上海待了四年，这四年给了她毁誉参半的名声，也给了她成形的审美观。

在争主角出风头、靠男人往上爬、破坏别人家庭的谴责声中，她离开上海，投奔延安。

但是上海培育起来的审美趣味并没有灰飞烟灭，就像毛泽东批评她的那些“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一样，它在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潜伏下来。

30年后，她成了“文艺革命的旗手”，她高扬“革命英雄主义”，塑造着“高大全”的英雄，在崇高的审美旗号下，炮制着“伪崇高”。然而，回到钓鱼台，她却要在西方电影中重温自然本色。

审美是多样的、变化的，同一个人，发达而得意于庙堂，失意而寄心于田园。但无论多么复杂多样，变化多端，都会统一于同一个体之中。

江青的特异之处在于，她的多样是隐蔽的，她明里要“大江东去”，暗里要“小桥流水”。她的变化是昼夜交替的，白天要虚伪造作的“高大全”，晚上要“毫不做作，也不夸张”的嘉宝。

江青审美的两面性，与我们常说的双面人、两面派是一样的。它并不是人格的分裂，而是出于政治功利的冷静计算。

江青请维特克观看《红灯记》，演到李玉和探望狱中母亲的一场戏时，江青向她解释：

“逻辑上李玉和的头发衣服应该是又脏又乱的，但考虑到他马上要成为烈士，我们让他的形象较整洁，因为他代表的是高贵的形象，我们不追求自然主义。”

江青的这番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她的心目中，自然主义就是生活逻辑，就是真实性。第二，为了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她必须牺牲生活逻辑，牺牲真实性。换句话说，在政治功利面前，一切都得让路，包括她个人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