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烨婧｜知天命而用之：一个“叛逆学生”的政治气象学

The Nature of Kingship: The Weather-World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 by Kathryn Dyt,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92pp., $75.00, December 2024

《王权的本质：十九世纪越南阮朝的气象世界》（The Nature of Kingship: The Weather-World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凯瑟琳·戴特（Kathryn Dyt）的著作。在以往对阮朝的研究中，环境是一个被忽视的因素，通常作为内部动荡和外国威胁这些主要叙事的背景板出现。然而，在这本书中，作者论证了环境在许多方面与阮朝宫廷的政治行为紧密相连。她利用各种原始材料，聚焦十九世纪越南在天气世界中的生活经历以及与环境的情感互动，为阮廷的性质及其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见解。她提出，气象其实是政治精英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如何观察、预测和应对气候事件是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作者运用包括官方正史、皇家诗歌、占星手册、地理志和省志在内的丰富史料，生动地展示了阮朝政权和宫廷系列制度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能动的和情感化的“气象世界”交织在一起的。

“帝”与天公试比高

建立于1802年的阮朝，是第一个一统全越的王国，其领土从北部山区一直延伸到南部湄公河三角洲。这意味着君主需要统治与其所处的首都顺化气候差异不小的王国，其政权和制度建立与气象世界挂钩。而这个气象世界，“超越了天气本身，囊括了被大气裹挟并改造的整体景观。”（第4页）

越南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其本土拟人化的自然观与北方传入的天命观念相互交融。阮朝盛行中国汉代学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其系统阐释了“天”会被人类情感触动并做出回应的观点。学者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在研究十九世纪董学流行现象时指出，当时的天被构想为“自然本体与统御自然的神性复合体”（Alexander Woodside, “Conceptions of Change and of Human Responsibility for Change in Late Traditional Vietnam,” in David K.Wyatt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 Moral Order and the Question of Change: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Thought,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2, p. 116）。在这一天命范式下，阮朝政治中把风雨旱涝、疾疫灾病视作上天对政事的反映，风调雨顺是对君主的善政的肯定，风雨失调是对怠政的惩罚。

这种天命观对君王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是评价君权合法性的标尺。阮王常假借天意，意欲证明其得位与政策实施的正当性。在建都一事上，明命帝就以老天、祖宗为依托，吹捧其所选定的首都顺化水陆皆安、山河镇守，是天意所指之地（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2002, Tập 2, p. 759）。

其次，异常天气的发生对君主无疑具有警示作用。作为“天子”，即与上天最近的人，唯一能通达其旨意的人，风雨旱涝、疾疫灾病是上天对阮王的告诫与批评。譬如，1826年秋冬，首都久旱，明命帝日夜苦忧，甚至在上朝时向群臣反思是否真正施行了德政：“朕即位以来兢兢业业，惟恐未合天意，今旱疫为灾毋乃上儆予之不德。”（[越]阮朝国史馆编：《明命政要》[卷一·敬天篇]，南越古籍译述委员会，1972年，第1页a-b）因此，阮朝君主时常需进行“修省”，即在祭祀仪式前事先净身斋戒（18页）。

阮朝官修实录《大南实录前编》书影

此外，特殊天象的出现也是阮朝政权认为天命在我的佐证，这在其处理对前朝异常天象（如日食、彗星、雷暴等）的史书记载时尤为突出。一方面，顺化朝廷要彰显自身的阮氏先祖比北方黎郑更正统，但另一方面，又维持表面上的尊黎，隐晦消解其正统性。“《大南实录》（Đḁi Nam thưc lục）的前编部分虽按阮主纪年编排，却同时在每章节标注黎帝年号（Philippe Langlet, L’ancienne historiographie d’État au Vietnam: Raisons d’être, conditions d’élaboration et caractères des Nguyễn,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Vol. 1, 1990, p. 293）。”阮王与国史馆史官将异象与黎朝崩溃而非阮氏失势关联，力图强化天佑阮氏的暗示。如《前编》记载了1771年农历十二月，富安省石碑山黑石遭雷击变白，而这个石碑山曾是黎圣宗君主在1470年战役后标记与占婆帝国新边界的地点（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Tập 1, p.176）。这一事件很难称作黎朝灭亡的“预兆”，但是阮福映和他的史官却刻意强调，这就是他们所以为的政权更迭的天意认证。

当然，互动是双向的，阮朝对所谓天命并不仅限于顺应和服从，或是带有目的性地解读与取舍，阮王也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他的气象世界。

天人感应的理论实则将上天拟人化，意味着苍天有情，它可以思考、感受和回应人类的情感。虽然所有人类情感都能引发环境反馈，但君主与朝廷大员的情感被认为最具“感天”效力。若朝廷官员的公开祝祷未能缓解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君主便会亲自承担起向上天祈求恢复和谐的责任。有时他并不参与公开的求雨仪式，而是于深宫之中秘密进行一种名为“密祷”的仪式（152页）。作为天地中介的人间帝王，他的功力比普通人更强，他展现的绝对诚心是威力无穷的。这既是他的责任，更是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国内上下对其政权的肯定。

记载官员天气奏报的阮朝朱批

不过，阮朝君主并不把自然灾害仅归咎于他个人，他致力于调动臣民的共情，把未能风调雨顺的责任分摊到每一个人。比如，当明命帝收到广平和宁平这两个省奏报少雨请求祈雨，他回复道：“朕已谆谆告诫，不厌其烦。尔等地方大员及有司官员皆当凛遵，切莫轻忽（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Tập 3, p. 63）。”不久，京师普降大雨，各省亦奏报得雨。这印证了求雨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的诚心，需要上下一心的情感共鸣。而每当这种情感被调动起来，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就会建立同等同时同情的情感纽带。仪式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发挥效用，然而臣民会相信，面对天灾，君主和他们一样的忧愁、一样的恳切，对阮王统治的认同和服从显然是得到加强了。

受中国明清君主影响，阮朝君主也热衷于写诗。虽则不能够堪比乾隆帝之巨，但光是明命帝、绍治帝与嗣德帝三位，合计就创作近万首诗，其中大量诗篇都抒发了他们在气候异常时期对百姓的忧虑与痛心。这些“天气诗”将他们治国理政的理念与对天气世界的担忧联系起来。除了抒发感情之外，这些诗歌还是君主理解领土内各种气候变化并和气象互动的手段。在君主手中，诗歌不仅是词语的抒情排列，更具有回应和改变天命的功能。明命帝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强调君主应当亲自创作诗歌，否则便无法真实表达“己志”，也会失去效用（Đại Nam Thực Lục［Bộ 10 Tập］, Tập 3, pp. 130-131）。诗歌“作为君主‘志’的表达，是一种能够影响自然世界、感通天地神灵的强大工具”（157页）。君主即便只是写一首自责的诗，也可以求得苍天的宽恕。比如，1837年底，首都顺化数周的暴雨在明命帝写了一首《求晴》诗之后，就放晴了（Đại Nam Thực Lục［Bộ 10 Tập］, Tập 5, p. 201）。

最后，对朝廷官员的侮辱和批评也是展示君主对天文知识的了解和巩固君主权威的方式。“尽管朝廷官员通过展示观象、占卜才能来表明自己属于核心圈子，但他们从不会超越君主解读天象的能力。”（123页）《实录》中的占卜记载往往以君主宣示其在天文气象知识上的优越性作结，从而维持君尊臣卑的等级制度。一般的流程是：君主看到天空中出现奇怪的现象，接着他要求钦天监作出解释，然而他拒绝他们给出的解读；最后，他分享了他高人一等的知识和天赐的直觉分析，斥责官员们的无知，并在必要时施以惩罚。典型的便是对彗星、日食、白昼金星显现的记载，1825年农历九月，明命帝收到钦天监主管黄公阳迟递的奏折，其中将彗星解读为来年丰收的预兆。但明命帝根据自己对中国历法书籍的广泛阅读，认为彗星向来被视为灾星，驳斥了黄公阳“彗星兆丰年”的解读，斥责其谄媚君上，严惩了他的欺君之罪（Đại Nam Thực Lục［Bộ 10 Tập］, Tập 2, pp. 444-445）。可见，在阮朝，天文知识体系强化了君主权力。

气象世界的机制

越南地区由热带季风气候主导，同时受南北狭长地形和区域差异影响。北部四季分明，冬季凉爽，夏季湿热多雨；中部受山脉阻隔，雨季（9-12月）常遭遇台风与洪涝；而南部全年温暖，分为明显旱季（11-4月）和雨季（5-10月）；高原地区气候温凉。整体来看，全域湿热多雨，年均降水量可达1500-2500毫米，所以，旱涝灾害频发是阮朝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为了全面治理其疆域内的气象世界，阮朝宫廷建立了一个囊括专业文献、测量工具与观测规程的体系，并广招气象专家、占卜师、风水师与天文学家等顾问，负责观察、测量并记录全国范围的天气和气候。

在中央，设有钦天监作为环境观测的核心机构。其官员在皇城外城西南角专建的观象台上工作，观测与记录首都的天气，同时接收并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气报告。钦天监官员身兼数职，除了观测外，又要定期敲锣挥旗报时，还负责为仪式、节庆择选吉日良辰。凡遇任何异常气象都须立即上奏。他们的测量工具也是很丰富的。此外，钦天监内专设“灵台郎”编撰来年的时令历法，指导农民的播种收割等农事（350、531-532页）。他们的测量仪器和方法大都由中国传入，主要包括：陶制铜制雨量器与量尺、风向仪、日晷、气压计及温度计等，官员还通过称量煤炭与土壤辅助短期降雨预测（55页）。

《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书影

钦天监官员正式上任前需要接受气象学和天文学的专业训练。至绍治帝时期，入职钦天监的必须通过正式考核。1842年，绍治帝下令所有钦天监成员需接受风水、历算、天文学科严格考试，并按成绩定级。1856年，嗣德帝设立为期三年的钦天监学位课程，第一年研习星宿与二十八宿；第二年学习三垣；第三年需能精准定位星辰及其对应分野（Đại Nam Thực Lục［Bộ 10 Tập］, Tập 7, pp. 495-497）。《钦定大南会典事例》（Khâm định Đại Nam hội điển sự lệ）记载了这些学员的必修书目，均为中文典籍，大多成书于清代，如《月令粹编》《钦定仪象考成》《管窥集要》《御制历象考成》等（Khâm định Đại Nam hội điển sự lệ［10 tập］, Huế: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2004, tập 8, pp. 530-531），凸显了汉文典籍在阮朝天文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阮朝对天象征兆的解读往往求诸儒家经典及中国历代史书，涵盖春秋时期至秦、汉、唐等中国历代。

相应的祭祀仪式也必不可少。“求风祷雨”仪式在中央和地方都很重要，阮朝颁布的求祷规例专指祈雨仪式。嘉隆帝于1805年大旱期间首次颁布仪式规范，求祷费用一概由中央财政承担。明命帝时期进一步规定供品要求，如御厨负责糯米盘，内务府供应冥钱（132页）。礼部是仪式过程的行动者，负责接收旱区奏疏，上报君主，并指导整个流程。作为中央的头等大事，祈风祷雨是耗费巨大的仪式，需动员各级官僚参与。“祭祀开支与高层官员的介入程度，既体现朝廷对祷告神灵的尊崇，也突出了执仪官员的诚意。”（133页）所以，在首都举行仪式时，皇上通常优先派出二品或三品上高官，如六部尚书（二品）或承天府尹（三品上）作为仪式的主持者。倘若上苍仍未开恩，阮王就会亲自上阵。

而在地方，这套体系就更加完善了。在官员设置上，各省设“占候司”，负责记录当地气象并定期上报。此外，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县等各级官吏也需测量记录天气状况，定期呈报。这是因为，与地图以静态方式来呈现地表知识不同，气象报告展示了动态变化的环境。如此，气候状况被视为地方治理水平的“晴雨表”，气象报告的质量也是“朝廷考评外派官员的重点环节”（54页）。同时，全国官员还要写《风雨日记》，详细记载当地是否“风雨调和”，是否有水患、大风或雷暴等天气现象，并采用表格标注（Khâm định Đại Nam hội điển sự lệ［10 tập］, tập 3, p. 105）。

立国之初，为了更加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嘉隆帝建立了米价奏报制度，这些奏报是各省与朝廷之间最频繁的通信形式之一，各行政单位需定期汇报当地米价，并附上天气状况。这些米价奏章成为朝廷获取地方气候信息的重要渠道，帮助其掌握各地河湖水文信息，尤其在汛期，君主额外要求及时增报水位变化。如1836年农历七月，明命帝担忧北圻珥河堤坝泛滥，敕令地方官夏季每半月奏报水位米价（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Tập 4, p. 992）。

气象信息的运送靠的是阮朝的邮政系统——驿路，也称作官道。这条南北动脉承担着朝廷与各省之间的政令传递。在当时，每个驿站只有四匹马的配额，只有最为紧要的信息才能骑马递送，所有其他信息都采用步行。有关自然灾害的信息，诸如异常潮汐、险工突发、地方骤遭洪涝、田庐人口损伤等事，必须“疾驰”“驰报”（Khâm định Đại Nam hội điển sự lệ［10 tập］, tập 8, pp. 369-370）。可见，气象世界显然也是君主统治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邮递员的“站夫”，不仅是天气信息的传递者，更是不同地区气候的亲身体验者及记录者，塑造了阮朝的地理认知。有学者指出，站夫在阮朝驿路上的行进可视为一种“风化”的过程，即与作为体验媒介的天气进行协商、共处的能动过程（Phillip Vannini et al., “Making Sense of the Weather Dwelling and Weathering on Canada’s Rain Coast,” Space and Culture, Vol. 15, No. 4, 2012, p. 373）。他们会写下一路上的路况和天气，常见的有桥断了、路淹了等等，反馈给中央以采取措施改善这些不利路况。比如，1838年，收到站夫递送的夏天京师附近地区酷热的消息，明命帝就下令整饬这段官道，并且种植树木遮阴（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Tập 5, p. 324）。这就是朝廷为提高讲求时效性的气象信息的递送速度的努力。

相较于中央，地方的灵活性也更强，体现因地制宜的特点。首先，在“求风祷雨”仪式上就有所区别。尽管朝廷对仪式的举办时长作出了规定：每次仪式最多三轮，每轮在三天内完成（Khâm định Đại Nam hội điển sự lệ［10 tập］, tập 4, pp. 307-308）；但是很多地区依然遵循旧例或者我行我素。较为极端的案例发生在1829年年底，当海阳省呈报持续六十日、耗资一千九百贯的求祷账目时，明命帝震怒。由于个人无须承担仪式耗费，该省长官两个月间日日求雨，甚至请人昼夜敲锣打鼓唱歌跳舞，完全背离仪式本意。这次事件倒逼明命帝往后专门派官员监督求雨（Đại Nam Thực Lục［Bộ 10 Tập］, Tập 2, pp. 922-923）。

其次，地方官员往往会拖延上报灾情，也拖延求祷。其一，求雨时长有限；另一方面在于，仪式并不完全灵验，但“若祈雨无效，官员会被立即撤换”，落得贬谪或罚俸的下场（136页）。比如1866年农历二月，广南省官员就因迟延两周才举行祈雨，被罚俸六月（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Tập 7, p. 986）。

而且，更常见的是，地方官员仍然保留并采取当地传统的求雨仪式，这些传统往往为中国传入，并经由本土改造，增添一些邪门、露骨的元素。其中频繁出现的是当众围观杀狗。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利奥波德·卡迪埃（Léopold Cadière）在关于广平省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中，记录了一场在峰牙洞内举行的求雨仪式：“祈雨者向洞中神灵诵念祷文后，将写有祷文的纸条系于狗颈，随后将狗溺死于洞中暗河”（Léopold Cadière, “Croyances et dictons populaires de la vallée du Nguon Son ［f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g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1, 1901, p. 205）。这是胁迫神灵的暴力行为，溺狗污其居所，迫使神灵降大雨冲走腐尸。在中国，胁迫神灵实为耗尽常规仪式手段后的“无奈之举”，且可能引起“反噬”，惩罚神灵者会罹患怪病甚至暴毙（Alvin P. Cohen, “Coercing the Rain Deities in Ancient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17, No. 3/4, 1978, pp. 254-255）。而在越南，这属于一般手段，而且史料并未记载有人因此招致祟秽。

东方青龙符咒

另外，地方的仪式里也杂糅中国佛教、道教的因素。在安裔村，盛行源自宋代的雷法传统元素。“以道教雷神为对象，旨在召龙致雨的一整套仪式融合了符箓、手诀、咒语等技法。”（Joshua Capitanio, “Dragon Kings and Thunder Gods: Rainmaking, Magic, and Ritual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村民所用的五色龙神符咒，却是由越南李朝高僧觉海和尚教授给村民的，青赤白黑黄五色分别对应东南西北中方位（150页）。符咒画法和所附汉字与中国雷法符箓的相似性，佐证了中越祈雨传统的渊源。

不难看出，尽管朝廷试图通过规范和管控求祷仪式，但对仪式内容形式的实际控制诚然有限。面对骤发的灾害，顺化固然照规矩行事，然“天高君主远”，地方从官员到平民进行气候调节的实践充满了自主性和差异性。

剥离北方的努力

从观念到信仰，从理论到实践，阮朝应对气象事件的种种行为其实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在北方的痕迹上微调，但是他们试图将自己与“北方”割裂的步伐却始终行进着。

《大南一统志》星图描述

在地理观上，阮朝政权认为越南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能用中国的风水学来界定越南的气象世界，北方的知识并不完全适配当地的情况。尤其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大南一统志》（Đại Nam nhất thống chí）这部由顺化官员编纂的官修地理总志，刻意略去了源自中国的龙脉记载，这意味着阮朝将红河三角洲从中国的风水体系中剥离（Momoki Shiro, “Nation and Geomancy in Early Modern Vietnam: A Preliminary Study through Sources of Geomancy,” in Geoff Wade and Sun Laichen, 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China Fact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0, p. 132）。而且，除了官方记载之外，民间也在塑造这种新的地理观。当时的改革派学者梁竹潭（Lương Trúc Đàm），在其1908年所著的《南国地舆志》（Nam Quốc Địa Dư）等著作中将南国表述为独立的国家，“标志着越南人开始将祖国构想为‘彻底脱离北方任何形式依附’的独立实体（Liam Kelley, “From a Reliant Land to a Kingdom in Asia: Premodern Ge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Geo-Body in Late Imperial Vietnam,”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Vol. 20, No. 2, 2016, p. 9）。”由此观之，这种思想在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都获得了认可，说明此时阮朝就已经开始重构越南国家认同与地理空间的努力。

其次，中国和越南的气候节令显然也存在差别，阮王经常指出越南和中国的气候差异，强调让官员们亲身去体验当地的天气模式，并坚持应当因地制宜、本土观察越南自身天气和气候，而不仅仅依靠中国典籍（98页）。越南也遵循中国通行的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的实际特征并不与中国相符。1845年，绍治帝创作的二十四节气组诗中的《大雪》《大寒》就凸显了和北方的气候差异（阮朝国史馆编：《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卷42，河内汉喃研究院，2004年，27页a、b）。在这两首诗中，虽承认越南中南部无有北国冰封之景，君主却认为这是“天眷”，使这片国土的人民免遭雪灾之苦，将这种差异转化为对南方“阴阳调和”的赞颂。

这种差异在对异常天象的解读上影响更深，在史书记载中俯拾皆是，尤其是对雷象的占卜。雷声在阮朝既预示丰收，也昭示天谴。在中国，正月里有雷暴天可能就是异常现象，但在越南雨季末期出现雷暴天气实属平常，不算作反常气象。阮朝君主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申明“我国风土与中国迥异”（Châu bản triều Nguyễn, 15/11/TD14, No. 88/129）。1833年正月，当钦天监官员照本宣科解读雷象，上奏直言正月打雷就会闹饥荒时，明命帝怒斥其拘泥典籍，不知“百里不同雷”，忽视两国显而易见的气候差异（Đại Nam Thực Lục ［Bộ 10 Tập］, Tập 3, p. 457）。一再强调南北方的生活环境差异，实则阮朝的目的是巩固越南国土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与中国相比，它所具有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在宇宙观上，阮朝开始尝试构建以本国为中心的天宫分野，建立星象与当地秩序的联系。缘由在于，阮朝的天文地理书籍基本都从中国传入，书中传达的自然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宇宙观和星宿分野，这常常让钦天监官员不知所云。因为当他们用汉文典籍来解读天象时，面对的很可能是在中国都已经弃用几百年的地名。例如，主导夜空的银河，其实是中国黄河的投射，这让越南失去了参考意义。因此阮朝试图重置天命佑“越”的星图。在《大南一统志》里记载，官方规定，越南全域受翼、轸两宿统辖，高纬度的山西、宣光、谅山、高平属井宿与鬼宿，而最南部的三省则归鬼宿与鹑首次（[越]高春育等编：《大南一统志》卷五，印度支那研究会，1941年，第2页）。但是，阮朝名臣郑怀德（Trịnh Hoài Đức）在《嘉定城通志》（Gia Định Thành Thông Chí）中罗列、整理不同的汉书典籍对越南的定位，经比对《春秋元命苞》《星经》《唐书·天文志》等官方文献和文人作品，他推断越南南部可能对应南斗六星中的第三星（[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一，明命年间刊本，第3、4页）。除他之外，不同人的考证、定位结果都互相矛盾（86页），所以越南在天穹中的准确位置仍然没有定论。

不过，诸般努力可以证明阮朝中期以后，一部分国民已经认识到越南的确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开始形成以越南为中心的天人感应观念，在地缘政治定位上去除身为藩属国的概念。

束广就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身处人类活动已成为地球气候与生命主要决定因素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漠视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环境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理解人类史与自然史如何彼此牵连纠缠。气象世界本身是阮朝政权施行统治的一部分，阮廷所构筑的理解与应对自然挑战的机制，又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塑造。而本书所展现的阮朝吸收又排斥中国天文学风水学知识的矛盾行为，恰恰是越南在汉文化圈形象的缩影。它是一个学生，但又处于叛逆期，很多时候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