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我的家族——绩溪上庄胡氏

文段摘编自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仅供阅读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及出版社所用。侵删。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1]

[唐德刚注 1] 朱熹以后的许多徽州学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宁的戴震（1724—1777）、黟县的俞正燮（1775—1840）、歙县的凌廷堪（1757—1809）和绩溪的胡培翚（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叶不世出的汉学大师。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张其昀续编的《清史》，在《儒林传》里，他们都有纪录。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清代名人传》（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所撰的戴、俞、凌诸人的传记，则尤为翔实，考订亦远较一般中文著作，更为审慎，足资参考。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谿（溪）县。绩谿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谿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2]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唐德刚注 2] 川沙位于上海之东约五十里。城傍“盐运河”，距海仅十二里。其地原属南汇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驻兵戍守。清代改为川沙厅。“厅”是清代县级单位的地方行政机构。民国成立，乃改川沙厅为川沙县。关于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见诸可宝监制《江苏全省舆图》（清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印行），页33—34。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为匪徒所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3]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4]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唐德刚注 3] 太平天国之乱时，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至一年半之久（从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军无法收复。其时上海海关原设于英租界之内，小刀会未加干扰，然英领事竟暗助小刀会拖长占领；并以此为借口，破坏中国海关，不让中国政府课税，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国海关管辖权而后已。笔者曾为英人趁火打劫、破坏我关税自主之史实，在英美国家档案里稍事搜查，以阐明此事真相。详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 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1860.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两处的茶叶店被毁，就是这时期的事。“小刀会”原与“太平天国”无关。上海所受的糜烂，当时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实在应负很大的责任。

[唐德刚注 4] 根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适之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另有1960年“台湾文献丛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适通过潘光旦于《新月杂志》所发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谱》（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谿城内胡氏的同宗。[5]蔡先生指出“绩谿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6]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11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7]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谿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8]

[唐德刚注 5] 蔡元培于1918年8月3日，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写的序，大意是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谿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云云。这篇序后来在原书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1929年“万有文库”本，和196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而重印之时仍被保存。笔者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馆期间，曾为该馆搜得该书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为该馆“珍版书”之一。不幸此书已自哥大遗失。

[唐德刚注 6] 见注[1]。

[唐德刚注 7] 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卷，后集四十卷）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据《四库提要》的记述，该书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凡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相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一。

[唐德刚注 8] 胡宗宪（1511—1565）为明代抗倭名将。《明史》卷二〇五，有专传。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宪传》载《明代名人传》（C. Carrinton Goodrich, 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II, pp.631—638）颇可参考。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谿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9]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10]

[唐德刚注 9] 参阅《胡铁花先生家传》（《台湾纪录两种》卷上《代序》。1951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李敖的《胡适评传》（1972年，“文星丛刊”本）写得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只是在他所制的《胡适一家子的谱系》里，把“胡星五”列为“胡传”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适之先生曾为笔者试拟一绩谿上庄胡氏的五代世系表。此表后来由笔者转交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保存，现已无法寻觅。然据《胡铁花先生家传》，则胡星五为胡适的“伯祖”；适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亲的订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订婚时的媒人。她说铁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儿三哥”。所以，李敖书中的“谱系”可能有误。

[唐德刚注 10] 胡铁花先生在他的自述里提到洪杨乱前，他们绩谿上庄的胡氏，人口总数有六千之众。这数字可能是笔误——罗尔纲抄写时所发生的笔误，亦未可知。绩谿是皖南山区里的一个小县，人口甚少，有这样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太平之乱时，李鸿章奉旨回籍组织“团练”。这些后来发展成为清末有名的“淮军”的“团练”，事实上便是皖北一带——尤其是合肥一县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动组织的子弟兵。合肥是当时安徽省，甚至是整个大清帝国里人口最多的一县；其时充当淮军骨干的周、刘、唐、张等大族，似乎没有一族的人口是超过六千人的。据此类推，绩谿八都上庄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