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团长率整团人投敌，日寇大喜授予少将，粟裕同喜：目的达到

1943年4月15日凌晨，两条帆船悄悄离开长江北岸，船舱里挤着六百多名身着杂色军装的士兵。江面雾气弥漫，桅灯被厚布蒙住，只露出指缝般的光。他们不是逃兵，而是在执行一场赌上性命的行动——“整团假投敌”。

彼时的苏中根据地四面透风。汪伪李士群、日军小林信男相继调兵“清乡”，密度之大，一平方公里能布下三四座据点。若让敌人织成封锁网，海门、如皋一线的新四军主力将被拖成消耗战。粟裕最忌这局面，他盯着地图，反复念叨一句：“得有人钻进去，把网扯个口子。”

人选很快浮出——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此人三十岁出头，从国民党到地方武装再到新四军，身份变化快得让外人眼花，却偏偏口碑极好，“汤团”在当地老百姓心中跟救命稻草差不多。更关键，他曾与伪军上层有过短暂交往，敌人相信他的“灰色履历”。

“整团打进去，会不会肉包子打狗？”四分区司令陶勇听完计划，第一个质疑。政委姬鹏飞沉吟几秒，只说一句：“机会难得，值。”于是，命令拍板：汤团假叛变，期限半年，如期脱身。

行动并非戏剧化的“举旗叛变”。4月18日，汤景延在海门镇亲自写电文给苏北“清乡”公署，表示愿“弃暗投明”。电文用词恳切，夹带国民党旧官场特有的客套。两天后，特务头子姜颂平回电：“欢迎。”一句话，等于打开城门。

5月初，小林信男设宴，汤景延一身“国军旧制服”赴宴。酒过三巡，日军师团长举杯道：“汤君，一心为东亚和平，难得！”汤景延笑答：“惶恐惶恐，唯望共襄大业。”在场参谋官听得一头雾水，粟裕在后方收到暗号，却放下心——敌人完全信了。

通海自卫团改编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卫团”，番号一换，驻地却恰好卡住南通至海门的交通要道。这里是敌人兵站枢纽，也是新四军情报最缺口子。汤团一边操练，一边埋线。半年里，大小情报像水一样泵回分区，日伪几次“拉网扫荡”皆扑空，还被主力反插腰部，损失不轻。

有意思的是，汤景延险些死在自己人手里。8月一个夜晚，伪军师长施亚夫设宴，酒盏刚举，忽然悔意上头，暗中发报请示粟裕：“是否动手锄奸？”粟裕回四字：“自己同志。”施亚夫如遭雷击，立即换酒成茶。若那盏毒酒落肚，“整团潜伏”恐怕瞬间瓦解。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9月初。日军计划举行“观战团”会议，六十余名少佐以上军官将抵天生港。情报送到陶勇案头，他只回一句：“吃掉。”汤景延随即率两个连伪装“护灵队”，扮和尚、抬骨灰盒，混上运兵卡车。进入码头后，五枚定时炸弹藏进骨灰堆。两小时后，万吨级军舰被掀开口子，观战团无一生还。枪声、火光、咒骂，在港口搅成一锅粥，汤团却已换回伪军服，站在码头列队“值勤”。

日军怀疑有内鬼，却苦无证据。小林信男审视汤景延，反倒升他一级，授少将旅长。汪伪各报以粗体大字吹嘘“弃暗投明的典范”。粟裕得讯，对幕僚笑言：“目的达到，可撤了。”

9月29日晚11时之前，汤团按预定路线分批撤出据点。四分区主力在荡湾口接应，双方合力击溃追兵。30日拂晓，三百多缴获步枪、十余挺机枪和两门迫击炮一字排开，苏中军区广场上红旗猎猎。粟裕讲话不长：“钻进去，打出来，干净利落。”战士们听得直咧嘴：原以为九死一生，竟能全身而返，还捎带端走敌人武器。

167天的潜伏留下两串数字：634名官兵，一人未降；敌军伤亡超两千，情报截获上百份。日伪原拟的“六个月肃清苏中”沦为空谈。事后，军部将此役列为敌后斗争范例，与“飞龙山伏击”“杨家山突围”并排。

1944年春，汤景延升任苏北六县抗联副司令；次年，调任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1948年2月，他秘密赴上海外围布置武装起义，被叛徒出卖后身负重伤被俘。刑前，国民党军法官问他要不要留遗言，他只回一句：“家在解放区，无可留。”当日下午，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未能结束关于勇气与计谋的传说。

不得不说，“整团假投敌”用兵之险，在抗战史上寥寥可数。它让敌人空欢喜，也让新四军摸清日伪命门。今天再看那张授衔令：日军给出的不是荣耀，而是一纸讣告——写给他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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