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农民拿妻子的遗书来报案，说老婆是一名特务

1980年12月18日，中午刚过，西安郊区的冷空气钻进了县公安局的木窗缝。一位灰棉袄、草鞋打补丁的老人推门而入，把一封信递向值班民警：“同志，我老婆走了，她让我把遗书交给国家。”办案民警以为又是分家纠纷，随口安慰，可老人补了一句，“她说自己是军统特务。”屋里立即安静，所有人目光从卷宗抬起，空气几乎凝固。

信件被拆开，七页宣纸，钢笔字锋锐有力。第一页上方，四个字赫然醒目——“代号青丝”。县局不敢耽搁，当晚派人连夜把信送往省城。第二天，省公安厅情报处检索旧档，编号Q45的名字出现在一份1946年的军统遗留清册上：张春莲，状态“失联”。

档案就像尘封的抽屉，一拉开便是旧时代的潮湿气味。1938年夏天的重庆最先浮现。那时的张春莲不过二十出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学生装，提着小箱子走进中央警官学校报到。她读书不多，脑子却快，半个月便背熟摩斯电码表。校场考核，她用三十发子弹把靶心几乎打成筛子。教官摇头叹气：“这种苗子落到军统，八成被当刀使。”

果然，毛人凤很快找来。小会客室灯光昏黄，他一句“眼睛不错”就拍板把女孩留在特训组。代号训练、易容术、心理胁迫……一套流程下来，人还未满二十，就成了“军统科班”。特训结束那天，戴笠坐在后排轻轻鼓掌。掌声不响，却足够把她推往更深处。

1941年秋，张春莲第一次出外勤，目标是上海虹口“文协”。三个月潜伏，她用寥寥几句闲谈撬出日本海军一份后勤草案。那份草案后来被美军情报局列为攻击珍珠港的前奏文件。交任务那夜，戴笠难得露出笑容，拍拍她肩：“继续干，前途大。”一旁的毛人凤捏碎茶碗，却只能沉默。

抗战结束，枪口转向共产党。1946年初，清共名单成堆摆在她面前。翻到第三份，她看到熟悉的代号——秦世凯。当年兰州营救行动里，秦世凯曾把她藏在军车底板，“要是被抓，咱俩一起死。”如今换她来决定生死。她把那页报告标“未核实”，提前两小时通知了另一线人，名单于是作废。 当晚回宿舍，她第一次对着镜子发呆，良久只说了一句：“太吵了，想安静。”

不到两个月，戴笠飞机坠毁。军统人心惶惶，张春莲趁乱申请“探亲”，从重庆一路退到西安郊外。组织给了她新身份：李春兰，监听延安联络线的“家庭妇女”。任务简单——活着，等反攻。但她心里明白，反攻机会渺茫，自己更像被半丢弃的棋子。

1948年春，她在灞河边的王家落脚。男主人王广山老实肯干，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半年时间，乡亲发现这个外来的寡言女子不仅干活麻利，还会修钟表、懂草药。王母一句：“娶了吧，省得再跑。”于是土炕、红纸、两碗高粱酒，一桩婚事草草了结。张春莲脱下旗袍穿粗布，剪掉及腰长发，只留一把小梳子。

1950年代初，新中国大清查，隐伏人员人心惧惶。她把唯一的密码本、几张黑白合影、一枚写着“青丝”的铜牌塞进铁皮箱，埋在枣树根。此后再无任何暗号传出。村里征青壮去修铁路，她硬是用粮票把大儿子的名额换掉；大儿子摔断了腿，骂她一生。有人不解，她不辩，只说：“家里需要人。”

1960年后，大西北连年干旱，她却从没去队里领救济粮。夜深时，她常独坐柴门口，手里捻着那把旧小梳子，眼神空洞。邻居路过摇头：“王家媳妇怪啊，没见她掉过一滴泪。”

一晃到1979年秋，她病倒，肝区疼得直不起腰。村医插着听诊器说多半拖不起。她让儿女都去地里，只留老伴坐炕沿，递上一叠写好的信纸，交代：“我在世时不能交出去，等我咽气再送。”王广山愣愣点头。三天后，她没再睁眼。遗体按乡俗土葬，棺边没摆任何遗物。

案件卷宗转到北京已是1981年初春。国家安全部老情报员罗列对照，一条条号码核去，确认“青丝”确属军统“四处”。更要命的是，1946年后再无任何活动记录——她真的“死档”了三十四年。调查组去了王家，如实告知结论：不追究，卷宗入库。 村口那天风很大，工作人员把通知塞进王广山手里，嘱咐一句：“老人家，日子照过，别多想。”王广山“嗯”了一声，看向远处枣树林，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见：“她说过，活着就是任务，如今任务完了。”

张春莲的那口铁皮箱依旧埋在枣树下，没人去挖。铁皮箱里，密码本早已生锈，黑白照片褪色。那个写着“青丝”的铜牌或许还闪着黯淡光泽，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念出它的代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