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红军干部突然中毒，医务官险遭处决被罗瑞卿救下，成开国少将

1933年2月3日凌晨，江西东固细雨未停。红一军团司令部的油灯在风里忽明忽暗。罗瑞卿刚结束对一名可疑小贩的审讯，传令兵冲进来说卫生处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

前线正与蒋介石部队鏖战，两条战线同时紧绷。更要命的是，出事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警卫连指导员与机要科科长——两人服药不到片刻，先后狂笑、抓胸、满山乱跑，像中毒又像癫狂。

司令部一片哗然。“肃反”浪潮尚在高峰，风声鹤唳。有人立刻把矛头指向给药的年轻军医游胜华，以及医务处主任戴济民、卫生部长姜齐贤。三人当即被关进空屋，门外枪栓已拉。

电话另一端，聂荣臻只说了短短一句：“查清楚，别冤枉人。”这句话给了罗瑞卿足够的回旋空间。

游胜华的底细罗瑞卿并不陌生：贫苦子弟，1930年参军；红军卫生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曾为夜盲战士捕蛙熬汤，被朱德点名表扬。这样的人充当敌特？逻辑上说不过去。

游胜华面红眼涩：“罗局长，我绝不会害自己的同志。”罗瑞卿让卫兵退至门外，要他把经过一五一十说清。

事情并不复杂。恶性疟疾让那两位干部高烧难耐，游胜华心软，从药箱里摸出几片标着“奎宁”的白色小片。奎宁本是给军团首长预留的，他却破了规矩。药一入口，怪状立现。

奎宁不该有如此反应。罗瑞卿决定由药片入手。来到药房，他发现同样标签的药瓶都是手写体，且来历不明。戴济民解释，这批药是缴获品，无正规包装，只能凭经验辨认。

另一批正规渠道的奎宁从未出事。罗瑞卿请姜齐贤临时组织药品鉴别，只能靠颜色、味道和溶解速度。几个钟头后，结果摆在桌上：所谓“奎宁”其实是吗啡。误服吗啡，癫狂症状一切解释得通。

报告送到聂荣臻案头，他抬手示意：“药搞清了，枪口放下。”游胜华与两位上级得以解禁，冤案到此截断。

这桩事故也逼出制度：凡缴获药物须逐瓶登记、小批量试用，未经检验不得随意发放。条文从江西山林伴随部队走完长征，救下的性命难以计数。

长征途中，游胜华自己也染疟，却仍把仅剩的奎宁留给病情更重的战士。罗瑞卿看在眼里，只简短评价：“透心亮。”

1938年，晋察冀。白求恩抵达华北前线，急需助手。起初他对文化不高的游胜华心存疑虑，随口抛出几道解剖学问题，答案准确无误，他对翻译说：“这个青年，留下。”

随后一年里，窑洞、河滩、榆树林都是手术台。游胜华跟着“加拿大老头”学野战麻醉，学改良器械，也学英文术语。白求恩牺牲前，把随身十八件外科器械写名赠给他——信任至此，外人无法插话。

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大战，他从晋察冀卫生部副部长一路做到空军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大授衔，游胜华佩上少将星章。有人说他命好，其实是当年罗瑞卿的一份冷静与聂荣臻的一声叮嘱，替后来成千上万伤员守住了一线生机。

两名误服吗啡的干部此后并无后遗症，他们未必想到，自己那场短暂的“疯狂”几乎改变了一位军医的命运。战场上，子弹在前，误判在后，都是夺人性命的利器。罗瑞卿在调查笔记末端写了七个字——“药可错认，人不能错杀”——字迹潦草，却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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