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去西藏旅游,遇到一个喇嘛,他说我尘缘未了,我笑了。
我笑得很大声。
大昭寺门口的阳光,白花花的,晃得人睁不开眼,也把我那声笑照得特别刺耳。
那个喇嘛很老,脸上的褶子像风干的核桃,深不见底。他盘腿坐在墙根下,捻着一串油亮的佛珠,眼神浑浊,又好像能看穿一切。
他没因为我的笑而生气,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施主,你的尘缘,未了。”
我摆摆手,几乎是带着一种炫耀般的轻松。
“了了,早就了了。”
我叫陈卫东,二十二岁,天津第四棉纺厂的青工。
两个月前,我把攒了三年的工资,一共八百六十三块五毛,全从银行取了出来。
然后,我跟车间主任大吵一架,把工作证“啪”地一声摔在他那张油腻的办公桌上。
“老子不伺候了!”
我爹是厂里的老书记,一辈子勤勤恳懇,就盼着我接他的班,守着这个铁饭碗。
他听说了这事,气得抄起鸡毛掸子,满院子追着我打。
“你个小王八蛋!反了你了!铁饭碗你不要,你要去要饭吗?!”
我梗着脖子,任凭那几根鸡毛落在背上,一点不疼,反而有点想笑。
铁饭碗?
那碗沿儿都快锈穿了。
厂里已经三个月没发全额工资了,每天开工前,车间主任都要念半小时的“发扬主人翁精神,与工厂共渡难关”。
谁是主人翁?反正不是我。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守着那台轰鸣作响的纺纱机,在棉絮纷飞的空气里,看着一根根纱线被卷成筒,十年,二十年,好像一眼就能望到头。
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我从一本破旧的《大众电影》上看到一张照片,布达拉宫,蓝得不像话的天。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得去那儿。
我妈哭着给我塞了二十个煮鸡蛋,还有一瓶咸菜疙瘩。
“卫东,在外头照顾好自己,钱不够了就发电报告诉家里。”
我爹把我送到火车站,一路上绷着脸,一句话没说。
火车快开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个信封,硬邦邦地塞给我。
“穷家富路,别在外面丢人。”
信封里是五十块钱,还有几张粮票。
我鼻子一酸,想说点什么,可火车“哐当”一声,开动了。
我爹的身影,和他身后那片灰蒙蒙的天,越来越远。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挣脱了笼子的鸟。
什么工厂,什么前途,什么人情世故,都他妈见鬼去吧。
我的尘缘,已经在了了。
所以在拉萨,在那个老喇嘛面前,我笑得那么理直气壮。
我觉得他不懂。
他一辈子待在这高原上,每天念经磕头,怎么会懂我们这些“笼子里的人”对自由的渴望?
我把兜里最后几块零钱换的哈达,恭恭敬敬地献给他,然后转身就走,把那句“尘缘未了”甩在身后。
我在拉萨待了半个月。
每天什么也不干,就背着个军挎,在大街小巷里晃荡。
看磕长头的人,看晒太阳的狗,看甜茶馆里升腾的热气。
这里的风是干净的,天是干净的,连人的眼神都是干净的。
我学会了喝酥油茶,一开始觉得膻,喝多了,反而品出一种厚重的香味。
我甚至还跟着一个康巴汉子,去他家里吃了顿糌粑。
他不会说汉话,我就连比带划,两个人就着一壶青稞酒,居然聊了一下午。
那种感觉太奇妙了。
没有人在乎你爹是谁,你是什么单位的,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就是你。
一个从远方来的人。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兜里的钱花光,然后找个地方打打零工,或者干脆就留在这儿。
直到我收到我妈的信。
信是从八廓街邮局领的,皱巴巴的,邮戳都模糊了。
信封上是我妈的字,歪歪扭扭,还带着几个错别字。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妈不识几个字,平时有事都是让我爸写信。
她亲自写,肯定是出大事了。
我哆嗦着手,拆开信封。
信纸很薄,被泪水浸得有些地方字迹都化开了。
“卫东吾儿:见信如晤。家中突遭变故,你父在车间检查机器时,为救一名新来学徒,右腿卷入机器,伤势严重,现于市三院住院……”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后面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了。
我爹,腿卷进机器里了?
那个能抄着鸡毛掸子追我三条街的男人,那个能一个人扛起半扇猪肉的男人,那个在我心里像山一样的男人,倒下了?
怎么可能?
我把信翻来覆覆地看,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
信的末尾,我妈用另一种笔迹,像是后来又添上去的,写了一句话。
“晓燕这孩子,天天往医院跑,给你爸送饭擦身,比我们亲闺女还亲。她下个月,就要跟王厂长的儿子结婚了。”
李晓燕。
这个名字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里慢慢地割。
我跟李晓燕,是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
我们住一个大院,她家住二楼,我家住一楼。
我小时候掏鸟窝摔断了腿,是她天天给我送作业本。
她被人欺负,是我抡着板砖去跟高年级的打架,打得头破血流。
我们一起在厂区的大喇叭下听邓丽君,一起在护城河边看星星。
我以为,有些事,是不用说的。
我以为,等我混出个名堂,我就会回去,风风光光地娶她。
王厂长的儿子,王建军。
一个仗着他爹的势,在厂里横着走的二世祖。
上学时就抄我的作业,上班了还处处给我穿小鞋。
就他?
也配?
一股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捏着那封信,指甲把纸都掐破了。
拉萨的太阳依旧明亮,可我只觉得浑身发冷。
我跑出邮局,在大街上疯了一样地跑。
那些友善的笑脸,那些悠扬的诵经声,那些曾经让我着迷的一切,现在都变得无比刺眼。
我跑回我住的那个小旅馆,一个只有一张床的破旧房间。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那被子有一股浓浓的骚味和酥油味。
我没哭,就是觉得堵得慌。
胸口像塞了一大团湿棉花,喘不过气。
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边是我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一边是晓燕穿着红嫁衣,对着王建军笑的画面。
两个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滚开的粥。
我凭什么在这儿享受什么狗屁自由?
我爹为了这个家,腿都断了。
我喜欢的姑娘,快要成别人的新娘了。
我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自私的懦夫。
一个逃兵。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把军挎里的东西一股脑全倒在地上。
几件脏衣服,半块干饼,还有那本被我翻烂的《大众电影》。
我盯着那张布达拉宫的照片,蓝天白云,那么圣洁,那么遥远。
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陈卫东,你是个废物!”
我开始收拾东西。
不,没什么可收拾的。
我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只留下我妈的那封信,和我爸塞给我的那个信封。
我得回家。
立刻,马上。
我冲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去格尔木的票。
没有座位,只有站票。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还有各种食物的味道。
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叫生活气息。
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汽车在青藏公路上颠簸,每颠一下,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寸。
窗外的风景,还是那么壮丽。
连绵的雪山,无垠的草原,成群的牛羊。
可我一眼都看不进去。
我的眼前,只有我爹缠着绷带的腿,和我妈那张写满焦虑的脸。
还有晓燕。
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我决定来西藏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在厂区后面的小花园里,那里有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滑梯。
她问我:“卫东,你真的要走?”
我点头:“嗯。”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可能混好了就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了。”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她低着头,声音很轻。
“外面……好吗?”
我说:“肯定比这儿好。”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那副样子,真是又蠢又可笑。
我甚至都没问她一句,你愿不愿意等我。
我就那么自以为是地走了。
我把头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
我想起了那个老喇嘛。
“施主,你的尘缘,未了。”
我当时还笑他。
现在我才知道,他没说错。
我不是什么挣脱了笼子的鸟。
我只是一个放风筝的孩子,跑得再远,线那头也牢牢地攥在家人手里。
那根线,就是我的尘缘。
现在,线被扯紧了,我得回去了。
我没笑,也笑不出来。
从格尔木转火车,一路绿皮车坐回天津。
三天三夜。
我几乎没合眼,也没吃什么东西。
满脑子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
我爹的腿,还能不能好?
厂里会怎么处理?医药费能报销吗?
晓燕的婚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我回去,能做什么?
一个辞了职的青工,一个在父亲眼里的大逆不道之子。
我回去,不是添乱吗?
可这些念头,就像水皮上的浮萍,飘来荡去,最终还是沉了底。
只有一个念头,无比清晰。
我得回去。
我得站在他们面前。
无论要面对什么。
火车到天津西站的时候,是个傍晚。
空气里是熟悉的,带着煤烟味的潮湿。
我走出车站,看着眼前灰扑扑的建筑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没回家,直接打了个“面的”,去了市三院。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让我一阵反胃。
我打听到骨科病房,在走廊尽头找到了我爹的病房号。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却迟迟不敢推门。
我怕。
我怕看到我不想看到的画面。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从里面开了。
走出来的是李晓燕。
她端着一个水盆,看到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卫东?你……你回来了?”
她瘦了,也黑了点,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只是那光里,多了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点点头,嗓子干得像冒火。
“我……我爸他……”
“叔叔刚睡着。”她把水盆放在地上,眼神有些躲闪,“你……你先进去看看吧,阿姨也在里面。”
我嗯了一声,从她身边走过。
擦身而过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淡淡的来苏水味。
我推开门。
病房里很暗,只开着一盏床头灯。
我妈趴在病床边上睡着了,头发白了好多。
我爹躺在床上,右腿被高高地吊起,缠着厚厚的绷带,上面还渗着血迹。
他的脸,比我走之前苍老了十岁不止。
睡梦中,他的眉头还紧紧地皱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悄悄走过去,给我妈盖上我的外套。
她惊醒了,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眼圈瞬间就红了。
她没骂我,也没打我,就是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哭。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跪在地上,把头埋在我妈的怀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妈,我对不起你们。”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
晓燕陪我坐着。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就看着窗外,从天黑,看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她开口了。
“卫死,别怪我。”
我心里一抽,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没怪你。”我说的是实话。
我怪谁?
我只能怪我自己。
“王建军……他能帮我爸调到后勤,不用再下车间了。我弟弟的工作,他也能给安排。”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他家,条件好。”
我沉默着。
是啊,条件好。
王厂长的儿子,当然条件好。
而我呢?
我有什么?
我只有一腔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和一个遥不可及的西藏梦。
“卫东,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她看着我,眼睛里是深深的疲惫,“以前我不懂,现在我懂了。”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隔了一条河。
我在这头,她在对岸。
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知道了。”我说,“他……对你好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比哭还难看。
“挺好的。”
我爹醒了之后,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个小王八蛋还知道回来?!”
他的声音还是很洪亮,但中气不足。
我没顶嘴,就站在那儿,任他骂。
他骂着骂着,就没声了,别过头去,偷偷抹了把眼泪。
我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我气。
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成了医院的常驻人员。
给我爹喂饭、擦身、倒屎倒尿。
一开始我很笨拙,后来也慢慢熟练了。
我爸嘴上不说,但看得出来,他心里是高兴的。
他开始跟我说厂里的事,说那个新来的学徒有多后怕,说厂里给他报了工伤,医药费能全报。
他绝口不提晓燕。
我也不提。
我们爷俩,好像有了一种默契。
晓燕还是会来,但次数少了。
每次来,都是匆匆放下东西就走,跟我和我妈打个招呼,眼神却不跟我交汇。
有时候,王建军会开车来接她。
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在86年,那可是稀罕物。
他会摇下车窗,冲我按两下喇叭,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我没理他。
我只是觉得,那车窗里的晓燕,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爹出院那天,厂里派车来接。
王厂长也来了,握着我爹的手,说了一堆“安心养伤,厂里不会忘记你”的客套话。
我爹只是笑笑。
回到家,看着熟悉的院子,熟悉的房间,一切好像都没变。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重新找了份工作。
不是在厂里,而是在一个朋友开的摩托车修理铺当学徒。
我爹一开始不同意,觉得这是“不入流”的活儿。
“你好歹也是个高中生,去当修理工?丢不丢人?”
我说:“爸,我不觉得丢人。凭手艺吃饭,踏实。”
他没再说什么。
他知道,我不是以前那个我说什么他都听的陈卫东了。
我在西藏那几个月,没学会念经,但学会了跟自己较劲。
修车很累,每天弄得一身油污。
但每当我修好一辆摩托车,听到发动机重新轰鸣的声音,我就觉得特别满足。
这种满足感,是守着纺纱机十年也换不来的。
晓燕结婚那天,我没去。
我把自己关在修理铺里,拆了一整天的发动机。
油污弄了我满脸满手,我也不在乎。
晚上,师父拎着两瓶啤酒和一盘花生米过来。
“小子,心里难受吧?”
我没说话,拿起一瓶酒,对着嘴就灌。
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像是要把心里的火都浇灭。
“师父,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好多事都身不由己?”
师父拍拍我的肩膀。
“身不由己,才叫人生啊。”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我好像又回到了拉萨,回到了大昭寺门口。
那个老喇嘛还坐在那里,捻着佛珠。
他看着我,还是那句话。
“施主,你的尘缘,未了。”
这一次,我没笑。
我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第二年春天,我爹的腿好得差不多了,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厂里给他安排了看大门的工作,清闲,但也没了往日的威风。
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
我用攒下的钱,加上我爸的补偿金,盘下了师父的修理铺。
师父年纪大了,想回老家养老。
我的“卫东摩托修理铺”就这么开张了。
开张那天,鞭炮齐鸣。
我爹拄着拐,站在门口,看着那块崭新的招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卫东,好好干。”
我用力地点点头。
生意比我想象的要好。
那几年,摩托车开始流行起来。
我手艺好,人也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
有时候,王建军会开着他的桑塔纳,从我铺子门口经过。
他会刻意放慢速度,车里放着时髦的流行音乐。
副驾驶上,偶尔会坐着晓燕。
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眉宇间,总有一丝抹不去的愁绪。
我们隔着车窗,遥遥相望,然后各自错开。
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有一天下大雨,我正准备关门,一辆摩托车“噗噗”地熄火在我门口。
骑车的人穿着雨衣,看不清脸。
他下了车,摘下头盔,是我。
不对,是我认识的人。
高中的同学,叫刘伟。
他看到我,也愣了。
“陈卫东?你……你在这儿修车?”
我笑笑:“是啊,铺子是我的。车坏了?”
他把车推进来,满身是水。
“半路抛锚了,幸亏离你这儿不远。”
我给他检查车,他就在旁边跟我聊天。
聊起高中的事,聊起这些年的变化。
他说他大学毕业,分到了政府机关,每天写材料,开会,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还是你行啊,自己当老板,自由。”
我听着,没说话。
自由?
我曾经也以为,自由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现在我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心安理得地待在那儿。
车修好了,雨也停了。
刘伟要给我钱,我没要。
“老同学了,算我的。”
他非要请我吃饭。
我们就在铺子旁边的大排档,点了几个小菜,喝起了啤酒。
几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他突然问我:“哎,你还记得李晓燕吗?”
我的心,又被这个名字刺了一下。
“记得。”
“她……过得不好。”刘伟叹了口气。
“怎么了?”
“那个王建军,根本不是个东西。仗着他爹是厂长,在外面胡搞,还染上了赌博。听说,有时候还动手打晓燕。”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酒杯。
“真的?”
“我们院里都传遍了。晓燕她爸妈气得不行,又有什么办法?当初是他们逼着闺女嫁的,现在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晓燕想离婚,王家不同意。王建军说,要是敢离,就让他爹把晓燕弟弟的工作给弄掉。”
“这不就是个吗!”我一拳砸在桌子上,杯子里的酒都洒了出来。
刘伟吓了一跳。
“卫东,你……你别激动。这事儿,咱们也管不了。”
是啊,管不了。
我是谁?
我只是一个修车的。
我凭什么去管?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全是晓燕那张带着愁容的脸。
我想起小时候,她被邻居家的胖子抢了沙包,哭着来找我。
我二话不说,就冲过去把胖子揍了一顿,把沙包抢了回来。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她的英雄。
现在呢?
我连为她说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第二天,我鬼使神差地骑着摩托车,去了晓燕家住的那个家属院。
新的家属楼,比我们以前住的大院气派多了。
我把车停在楼下,抬头看着。
我不知道哪一扇窗是她的。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
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晓燕从楼里走了出来。
她提着一个菜篮子,低着头,走路很慢。
她的左边脸颊上,有一块淡淡的淤青,用头发遮着,但还是能看出来。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了。
我发动摩托车,开到她身边。
她听到声音,抬起头,看到我,眼神里满是惊慌。
“卫东?你……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我撒了个谎,“你……还好吗?”
她下意识地捂住脸,摇了摇头。
“我挺好的。”
又是这句“挺好的”。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特别无力。
“晓燕,”我鼓起勇气,“如果……如果你过得不开心,就别撑着了。”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强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没用的,卫东。”她摇着头,声音里带着哭腔,“没用的。”
“怎么会没用?!”我急了,“现在是新社会了,婚姻自由!他要是敢动你,你就去告他!”
“告他?”她惨笑一声,“然后呢?我弟弟的工作怎么办?我爸妈的脸往哪儿搁?卫东,你不懂。”
我愣住了。
是啊,我不懂。
我只想着快意恩仇,却忘了她身后,也拖着一大家子的“尘缘”。
我们俩,就这么站在楼下,相对无言。
周围是来来往往的邻居,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我该去买菜了。”晓燕低下头,匆匆说了一句,转身就走。
看着她的背影,那个曾经跟在我身后,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现在却被生活压得直不起腰。
我突然很想做点什么。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回了修理铺,心里一团乱麻。
我想去找王建军,揍他一顿。
可我知道,那没用,只会让晓燕的处境更糟。
我想去找王厂长,跟他理论。
可我一个修车的小老板,人家会见我吗?
我烦躁地在铺子里走来走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停在了我的铺子门口。
我心里一惊,以为是王建军找人来报复我了。
车上下来两个警察,径直朝我走来。
“你是陈卫东?”
“是……是我。”
“我们是市局经侦大队的,有点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
经侦大队?
我更懵了。
我一个修车的,跟经济犯罪能有什么关系?
警察问了我很多关于王建军的事。
问我知不知道他赌博,知不知道他经常出入一些高档娱乐场所,知不知道他的钱是哪儿来的。
我把我从刘伟那里听来的,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警察做了笔录,临走前,一个年长的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伙子,谢谢你的配合。放心,邪不压正。”
我看着警车开远,心里隐隐有种预感。
要变天了。
果然,没过一个星期,厂里就炸开了锅。
王厂长因为涉嫌巨额贪污受贿,被抓了。
王建军作为共犯,也被带走了。
据说,他赌博输的钱,都是他爹贪污来的。
他还挪用公款,放高利贷,干了不少违法的事。
树倒猢狲散。
王家,彻底倒了。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修一辆嘉陵70。
我师父,也就是以前的铺主,特地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他眉飞色舞,说得唾沫横飞。
我听着,手里的活儿却没停。
我只是把一个螺丝,拧得更紧了一些。
晚上,我收了铺子,骑着车,又去了晓燕家楼下。
我在那儿等了很久。
天都黑了,她才回来。
她看起来比上次更憔悴了,但眼神里,却好像多了一点光。
她看到我,没有惊讶,只是静静地走了过来。
“你都知道了?”
我点头。
“嗯。”
“谢谢你。”她说。
我愣了:“谢我什么?”
“那天,是你报的警吧?”
我摇摇头:“不是我。我只是……跟警察说了几句话。”
她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
“卫东,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
“他……他们会怎么样?”我问。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她的语气很平静,“我明天就去法院,申请离婚。”
“那你以后……”
“我以后,就靠我自己。”她看着我,眼睛在路灯下闪闪发光,“我还有手有脚,我不怕。”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比我勇敢。
我只是逃避,而她,选择了面对。
“晓燕,”我喊了她的名字,“如果……如果你需要帮忙,随时来找我。”
她用力地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但这次,不是伤心的泪。
晓燕很快就离了婚。
她从那个大房子里搬了出来,回了娘家。
她弟弟的工作,厂里新来的领导也给保住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她找了份新工作,在一家商场当售货员。
有时候,她会来店里看我。
不说什么,就是帮我递递扳手,擦擦零件。
我们像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很自然,很舒服。
我的修理铺,生意越来越好。
我招了两个徒弟,买了新的设备。
我爹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有时候还会来店里,帮我看看账本,跟老主顾们吹吹牛。
我妈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跟晓燕到底怎么样了。
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有些事,急不来。
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夏天。
我的修理铺已经升级成了“卫东汽修厂”,虽然不大,但在天津也算小有名气。
晓燕成了我的老板娘。
我们在一年前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摆了几桌,请了亲戚朋友。
我爹那天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啊。”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虎头虎脑的,特别淘气。
那天,我翻箱倒柜找东西,无意中翻出了一个旧铁盒。
打开一看,里面是我当年从西藏带回来的东西。
那本破旧的《大众电影》,那张布达拉宫的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了,但上面的蓝天白云,依旧那么纯净。
晓燕走过来,从我身后抱住我。
“看什么呢?”
“看我年轻时候的梦。”
她笑了:“现在呢?还想去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
“不想了。”
“为什么?”
我转过身,看着她,看着她眼里的我,看着窗外我们亲手打造的这个家。
“因为,我的尘缘,已经了了。”
我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一个关于“尘缘”的,圆满的结局。
直到2015年。
我五十多岁了,儿子也大学毕业,在外面闯荡。
我的汽修厂,交给了徒弟打理,我和晓燕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
这些年,我们过得很好。
有争吵,有烦恼,但更多的是相濡以沫的温暖。
那一年,我们决定去旅游。
晓燕说:“你不是一直想回西藏看看吗?咱们去吧。”
我有些犹豫。
那个地方,承载了我太多的青春,太多的迷惘和挣扎。
我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
但在晓燕的坚持下,我们还是踏上了去拉萨的飞机。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拉萨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高楼林立,街道宽阔,满街都是游客。
我记忆中那个尘土飞扬,充满神秘气息的圣城,好像只存在于我的梦里了。
我们去了大昭寺。
寺庙还是那个寺庙,转经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酥油灯的味道,也还是那么熟悉。
我下意识地,走向当年那个墙根。
那里空空如也。
没有那个核桃脸的老喇嘛。
也是,都快三十年了,他老人家,恐怕早就不在了。
心里,莫名有些失落。
我们随着人流,走进了寺内。
在一个偏殿里,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喇嘛,正在给游客讲解壁画。
他的普通话很标准,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等游客散去,我走上前去。
“师傅,跟您打听个人。”
“施主请讲。”
“大概三十年前,86年的时候,寺门口是不是有位很老的老喇嘛,他……”我努力形容着那个喇嘛的样子。
年轻的喇嘛静静地听着,然后笑了。
“施主,您说的是不是丹增活佛?”
“我不知道他的法号,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尘缘未了。”
年轻喇嘛的笑容更深了。
“那一定就是他了。”他顿了顿,说,“丹增活佛,在十年前,已经圆寂了。”
我的心,沉了一下。
虽然早有预料,但听到确切的消息,还是很难过。
“活佛圆寂前,嘱咐过我们一件事。”年轻喇嘛看着我,眼神很亮。
“什么事?”
“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从天津来的,笑得很大声的施主回来找他,就让我们转告他一句话。”
我的呼吸,一下子就屏住了。
晓燕也握紧了我的手。
我看着年轻的喇嘛,几乎是颤抖着问:
“什么……话?”
年轻的喇嘛双手合十,微微躬身,一字一句地说道:
“活佛说:尘缘,从来不是用来‘了’的,是用来‘惜’的。”
“缘起缘落,皆是修行。施主当年的笑,是‘放下’的修行。后来的归去,是‘拿起’的修行。这一放一拿,便是圆满。”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一道闪电击中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一直以为,我是被那句“尘缘未了”的谶语给拉回了现实。
我一直以为,我的回头,是一种妥协,一种对命运的屈服。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那不是谶语,是点化。
他不是在告诉我,我逃不掉。
他是在告诉我,我真正的道场,不在西藏,而在天津。
不在青灯古佛旁,而在柴米油盐间。
放下那个虚无缥缈的远方,拿起身边实实在在的责任和爱。
那不是束缚,那才是修行。
那才是圆满。
我走出大昭寺,拉萨的阳光,依旧那么灿烂。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金色的屋顶。
我没有笑。
我只是对着寺庙的方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晓燕在我身边,轻声问:“怎么了?”
我转过头,握住她的手,放在我的胸口。
我说:“没什么,就是突然想明白了。这辈子,能牵着你的手,真好。”
尘缘未了。
幸好,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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