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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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讲“士可杀而不可辱”,可若“士”是被权臣捏在掌心的皇帝,“辱”是日日活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耻笑里,这份不可辱,就成了困兽犹斗的决绝。
公元260年夏末的洛阳皇宫,20岁的曹髦站在太极殿东堂,面对王沈、王经,喊出了那句载于史册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他没有选择暗杀,也没有等待奇迹。而是“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而出,以天子之名,公开讨伐权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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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总替他可惜:为什么不选个聪明的办法?比如趁司马昭上朝时,让埋伏的武士一刀结果了对方?毕竟斩首行动比带着这点人送命靠谱得多。
可当我们翻开《三国志》《晋书》里那些关于上朝的细节,才会发现:曹髦的笨办法,恰恰是他在权力牢笼里能做出的最清醒选择——他要的从来不是杀司马昭,而是以皇帝的身份反抗司马昭。
今天老达子就来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司马昭的权力牢笼
曹髦的悲剧,从他即位的那天起就写好了剧本。
254年,司马师废了荒淫的曹芳,要立一个听话的皇帝。大臣们挑来挑去,选中了14岁的曹髦,因为他是曹丕的曾孙,身份够正,而且年纪小、文弱,看起来好控制。
可司马师没想到,这个文弱的孩子,后来会成为司马家最棘手的对手。
司马家的权力积累,早从249年的高平陵之变就开始了。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去高平陵扫墓,突然关闭洛阳城门,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曹爽满门,从此掌控曹魏朝政。
司马师继位后,又平定了毌丘俭、文钦的叛乱,把军权攥得更紧了。等到司马昭接手时,司马家已经成了看不见的皇帝了。
军权上,司马昭是都督中外诸军事,全国的军队都归他管。朝政上,他的亲信贾充、钟会、何曾布满朝堂,连尚书台的文书都要先送司马昭过目;
260年年初,司马昭已经被封为相国晋公,加九锡(古代臣子能拿到的最高荣誉,意味着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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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文帝纪》里有段耐人寻味的记载:司马昭固辞晋公之位时,曹髦下诏说:“公若不受,朕何颜以居乎?”。翻译过来就是:你要是不接受,我这个皇帝还有什么脸坐下去?
这哪里是推辞?分明是司马昭在试探曹髦的底线:“你这个皇帝,说了算不算?”
答案很清楚:不算。
曹髦的困境:连身边的人都是司马昭的眼睛
曹髦不是没挣扎过。
他曾想靠学术刷存在感,即位第二年,他就召集大臣在太极殿讨论《易经》《尚书》《礼记》,连当时的大儒郑冲都夸他才辩无双。
他也想拉拢大臣,比如王沈、王业,曾偷偷把他们叫到宫里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想坐等着被废,你们跟我一起讨贼吧!可王沈、王业转头就跑到司马昭府里告密,只有王经愿意跟着他。
更绝望的是,曹髦连贴身侍卫都没有。《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说,曹髦身边的侍从大多是司马昭安排的眼线,连他每天吃什么、说什么,都会被立刻报告给司马昭。
这样的曹髦,连单独见司马昭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上朝行刺了。
有人会问:司马昭不是要上朝吗?曹髦为什么不趁他进宫时埋伏刀斧手?
据《资治通鉴》记载,司马昭上朝时,身边永远跟着甲士千人(全副武装的士兵),而且这些士兵都是他的死士,从淮南战场上挑出来的精锐,只听司马家的命令。
曹髦就算想埋伏人,也根本进不了司马昭的安全圈;就算真的刺死了司马昭,司马家的势力还在:司马炎、司马伷、贾充……这些人会立刻起兵,曹髦还是逃不掉被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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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比谁都清楚:行刺只能杀一个司马昭,却杀不死司马家的权力帝国。
曹髦为什么会选择公然讨伐呢?
曹髦选择公然讨伐,不是因为他傻,恰恰是因为他太清醒,他要的从来不是杀死司马昭,而是捍卫皇帝的最后尊严。
曹髦的骨子里,藏着曹操的血性。
《三国志》里说他“才慧夙成,好问尚辞”,即位前就通读了《诗经》《尚书》,甚至能背诵《左传》里的名篇。他曾在洛阳太学和学者讨论礼,说:“礼者,治之始也”。
他想做一个守礼的皇帝,可司马昭连礼都不给他。
260年年初,群臣上奏,曹髦被迫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曹髦咬着牙写了诏书,可司马昭固辞;曹髦再写,司马昭再辞;直到曹髦第三次下诏,司马昭才勉强接受。
《晋书·文帝纪》里的这段记载,像极了一场猫戏老鼠的游戏:司马昭要的不是晋公的爵位,是曹髦的屈服。
曹髦的底线被彻底踩碎了。他对王经说:“司马家越来越过分,我再忍下去,就不是曹魏的皇帝了!”
曹髦出发前,曾把黄素诏扔在地上说:“正使死,何所惧?“,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他怕的不是死,是像曹芳一样被废为庶人,是被司马家钉在傀儡的耻辱柱上。
他的讨伐,从来不是军事行动,而是政治宣言:他要告诉天下人,曹魏的皇帝没有屈服;他要告诉司马家:就算你掌控天下,我还是皇帝;最后他也要告诉自己:就算死,也要死得像个帝王。
《汉晋春秋》里记录了曹髦的讨贼诏,原话直白得让人心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个年轻人的愤怒和尊严。
当曹髦带着宫人冲出皇宫时,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知道自己打不过司马昭的禁军,知道自己会被骂荒唐,可他还是要去,因为反抗本身,比活着更重要。
曹髦的死是一场尊严之战的结局
司马昭听到消息时,正在府里和贾充下棋。《资治通鉴》说他“大惊,自投于地”,不是因为怕,是因为麻烦:曹髦毕竟是皇帝,公然杀帝会激起天下人的愤怒。
于是司马昭做了两件事:
第一,把弑君的罪名推给成济。他下令斩了成济全家,还贴出布告说:”成济大逆不道,夷三族“。可贾充这个主谋却升了官,后来还成了司马炎的开国元勋。
第二,立曹奂为帝。这个15岁的孩子比曹髦更听话,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
曹髦的死,彻底撕开了司马家的伪装。《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的百姓“闻帝死,莫不流涕”,可能不是因为曹髦有多英明,是因为他们看懂了:这个皇帝用生命,守住了帝王的最后一点尊严。
老达子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写到曹髦之死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帝之美志不遂,惜哉!”他可惜的不是曹髦没成功,是曹髦没能守住曹魏的江山,更是这个年轻人用生命捍卫的尊严。
曹髦死了,可他的话留了下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像一把刀,戳穿了司马家的伪装。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傀儡皇帝的困境:
当权力被夺走时,反抗或许是最无用的选择,却是最高贵的选择。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曹髦的牌位被放进了曹魏太庙。可没人记得司马炎的开国之功,反而记住了那个20岁的皇帝,带着一群宫人,举着剑冲向权臣的背影。
那是曹魏最后的骄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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