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减负有戏吗

又到了一年一度给教师减负的季节了。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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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减负措施：

第一，严控外部干预。严禁强制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无关活动。

第二，优化内部治理。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大力纠治重复填报、多头报送问题。

第三，强化监督问责。压实主体责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保持教师减负高压态势。

短短三句话，已经穷尽了很多人写申论一辈子都想不出来的词儿。

态度是明确的、路径是具体的、口号是响亮的、效果是未知的……

这可不是瞎说，因为过去这些年，基本上每年“教师减负”都会上热搜，但结果并没什么卵变……这是为啥呢？

谁还记得几十年前的老师只需要教书？改革开放头二十年，教师的工作边界清清楚楚，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心思全放在讲台和学生身上。2001年新课改后事情变味，2011年至今更是彻底离谱——但比素质教育、教研改革更可怕的，是行政摊派的无孔不入：

街道要创文，教师得组织学生捡垃圾、发传单；社区要搞人口普查，教师得挨家挨户打电话核对信息；甚至连消防宣传、反诈推广，都要教师在家长群里刷屏、让学生写心得体会。

教书成了副业，填表、打杂才是正职。2010到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仅从1064.01万人增至1073.89万人，增幅不足1%，要应对1.59亿义务阶段在校学生……怎么？还是孩子太多了是吧？

好了，还是说为啥教师减负越减越负吧，三个原因。

1.因为给教师增加负担就是社会缩影

市场经济的效率逻辑闯进教育领域，本应是为了优化教学，却成了行政摊派甩锅 的遮羞布。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说：“如果标准与我们真正关注的事物脱节，提高标准便毫无意义”，现在行政部门的操作恰好印证了这点——为了追求治理效率，把本属于自己的职责包装成协同育人，扔给学校和教师。某县城小学教师的工作记录显示，一个月内要完成12项非教学任务：3次创文志愿活动、2次反诈宣传、2次消防演练、5次数据填报，这些活儿跟教学质量半毛钱关系没有，却要占用教师40多个课时，相当于整整一周的教学时间。

更荒唐的是，社会经济发展本应让各部门权责更清晰，可行政摊派的手却越伸越长。家长从有学上的需求升级到上好学，行政部门不做家庭教育引导，反而要求教师每天跟家长私聊沟通孩子情况；街道社区搞活动缺人手，不增编、不雇人，反而以教育社会化为由，把教师当成免费劳动力。

这种把教育场域当成责任垃圾桶的操作，本质上是社会经济转轨中，部分行政部门不愿担责、只想甩锅的懒政——反正学校跑不了、教师不敢反抗，不甩给他们甩给谁？而教师负担的沉重，不过是这种权责失衡的缩影：在社会治理中，只要某个领域好说话、有资源（学生和家长），就会成为行政摊派的目标，教育恰好成了最典型的受害者。

2.因为责任甩锅是一种全民潜规则

布迪厄的教育场域理论早看透了真相：“权力通过评价体系塑造行动者的行为”，如今学校的考核机制，更是给行政摊派开了绿灯。很多地方把配合行政部门工作 纳入学校的绩效考核，甚至跟校长的晋升挂钩——街道评价学校创文贡献度，校长就得压教师组织活动；社区统计家校联动率，教师就得逼着家长在各类平台打卡。

不看课教得好不好，只看行政任务完成得漂不漂亮；不管学生有没有进步，先管摊派活儿能不能交差。那些今日内完成、明天必须交的通知，不是来自教育部门，而是来自街道、社区、消防、公安等十几个部门，教师被逼成了围着行政任务转的陀螺，为了应付摊派，只能把教学丢在一边搞形式主义。

更可怕的是责任向下传导的体制惯性，让行政摊派成了潜规则。

上面有任何任务，层层下压，最后全砸给一线教师——市教育局要搞智慧教育，区教育局让学校报材料，学校让教师填表格；甚至连省里的民生调研，都能层层下放到教师头上，让教师给家长发问卷、统计结果。教育部明明列了减负负面清单，禁止无关行政事务进校园，可没有任何部门监管新增摊派：今天禁止了无意义数据填报，明天就来了教育满意度调查；后天禁止了强制家长群宣传，大后天又多了学生心理健康摸排。

减负文件发得越多，行政摊派的花样越多，教师担子越重。再看资源配置的畸形：小学16.06个学生对应1个老师，中职更是高达16.85:1，基层学校连专门的行政人员都没有，所有摊派任务全让任课老师扛，这根本不是协同，是行政部门把教师当成免费行政岗、万能打杂工，而这种甩锅惯性，在社会治理中：

环保部门搞不定污染，让社区监督；交通部门管不好乱停车，让物业劝导，只不过教育领域的教师，成了最无力反抗的群体，他们的负担，就是社会治理中责任下移、权力上收的活标本。

3.因为人口流动不稳，行政摊派却稳稳的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把教育资源的矛盾搅得更乱，也让行政摊派的蛮横变本加厉。大量农村人口往城镇挤，城镇热点学校人满为患，教师要带超额学生，还要应付比农村更多的行政摊派。

某省会城市小学，一个班级65个学生，班主任不仅要批改作业、备课，还要每周组织1次“城市文明小卫士”活动，每月完成3次“流动人口子女信息统计”，这些摊派任务占用了她每天2-3小时，只能下班回家接着批改作业。而农村学校虽然生源少了，可行政摊派一点没减：偏远山区的教师，要骑着电动车跑十几里路，给留守儿童家里贴“防溺水”海报；还要用手机流量上传“乡村振兴教育帮扶”的照片，明明学校连稳定的网络都没有，却要天天应付“数字化摊派”。

更要命的是，人口流动让教育需求千差万别，可行政摊派却依旧一刀切，这背后是社会治理对现实的漠视。城镇学校教师忙得脚不沾地，行政部门不管学校有没有人手，照样按“师生比”摊派任务；农村学校条件艰苦，行政部门不管交通、网络通不通，照样要求“按时完成、不打折扣”。

某乡村教师吐槽：上面让搞家校共育直播，我们这儿好多家长在外地打工，晚上要加班，根本没时间看，可我们还得一个个打电话催，完不成还要被批评工作不到位。

这种脱离实际的行政摊派，不仅加重了教师负担，更暴露了社会治理的官僚主义：只看任务发下去了，不管基层能不能完成；只看数据漂亮了，不管实际有没有意义。而教师的困境，不过是社会治理中一刀切的缩影：在医疗、养老等领域，也同样存在上级拍脑袋、基层累断腿的情况。

所以年年喊减负却没效果，核心就是没斩断行政摊派的甩锅链：行政部门的职责凭什么让教师扛？协同育人凭什么成了摊派的借口？不解决这些问题，再多的减负文件都是自欺欺人。

格拉德威尔说得对：“评价应聚焦于实际工作表现，而非形式化标准”，要是行政部门还盯着“教师完成了多少摊派任务”，还把学校当成“责任垃圾桶”，教师就永远别想从打杂、填表中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