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婚内出轨“堂妹”，妻子带子女赴美，临死前苦笑：报应。

他是昔日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学者，曾有一段令人艳羡的婚姻，却在婚内公然出轨堂妹。

妻子得知后，带着子女毅然离开赴美，从此与他不再往来，他临终前苦笑着说道：“报应。”

他与妻子的感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他又为何这么说？

才子求婚

他叫叶公超，出身于江西九江的官宦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是叶氏家族最被寄予厚望的子弟。

父母早逝，他由叔父叶恭绰抚养成人，叔父不仅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重臣，更是文化名流。

也正是在这样文雅又权势的家庭中，叶公超自幼耳濡目染，天资聪慧，对古今中外的诗文典籍信手拈来，才气早早显露锋芒。

16岁那年，因“南开十人团”事件而赴美留学，他辗转于美、英、法三国之间，学习西方思想。

22岁那年，他便已获得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先后受聘于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成为讲台上最年轻却最风头无两的教授。

身穿西装、口叼烟斗、谈吐儒雅，青年才俊的模样让无数女学生为之倾心，学生之间更流传着“叶教授的课，得提前十分钟占座”的传言。

但他面对众多追求者始终冷眼以待，直到女研究生袁永熹走入教室，令他眼前一亮。

袁永熹的家世并不比叶公超逊色，她出身北洋军政显赫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

尽管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但她依旧凭借自己的绘画与翻译才华自立求学。

那年，她从燕大物理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正巧成为叶公超的门生。

一个是才华横溢、英姿勃发的青年教师，一个是聪慧寡言、外冷内热的女学者。

两人的初见，便如同湖面泛起波澜，虽未言明，却已心照不宣。

叶公超并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他频频为袁永熹单独辅导功课，在她下课途中制造“偶遇”。

他甚至在图书馆留下她最常翻阅书目的借书条，以此博得芳心。

两人的情感，就在这样一次次的接触中悄然升温。

在某个午后，叶公超终于将事先写好的求婚信交到袁永熹手中。

1931年6月30日，叶公超与袁永熹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清华师生纷纷到场祝贺，。

婚后不久，袁永熹诞下一女，叶公超为其取名“叶彤”；几年后又添一子，取名“叶炜”。

两人的名字取自《诗经》名句“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诗意之中，寄托着这位剑桥才子对妻子深深的情意，在他眼里，妻子是静女、是贻我彤管的伊人，是那个在千帆过尽后仍最值得守护的“美”。

家庭中温柔的袁永熹，默默承担起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而事业风生水起的叶公超，每每归家，总不忘带一盒孩子们最爱的点心。

那个时代最令人称道的婚姻范本，莫过于此，可叶公超与袁永熹的爱情，看似稳定如山，实则早埋下了裂痕的种子。

貌合神离

叶公超天生敏感多思，情绪起伏极大，他在讲台上谈笑风生，是学生心中的魅力偶像；在外交场合沉稳大气，是官场上备受倚重的谈判高手。

一旦脱离舞台与掌声，回归家庭，他却动辄雷霆大发、情绪难控，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了事业，对外的谦逊与冷静似乎用尽了所有的耐性和温柔。

回到家后，他便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的焦躁与挫败，倾泻给袁永熹。

袁永熹早就明白，这桩婚姻虽是自由恋爱，但从一开始，她便注定是那个被动承受的一方。

她骨子里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温婉与忍让，也有燕大理科高材生的冷静与克制。

她不习惯争吵，更不屑反击，每当叶公超摔门、吼叫，甚至当众羞辱她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站着，不哭不闹。

一个冬夜，叶公超的老友吴宓前来做客，袁永熹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精心准备了一桌家常菜。

桌上，蒸鲈鱼摆在正中，干烧明虾搭配小炒三鲜，最后还有一锅她亲手煲了两个小时的山药排骨汤。

饭刚吃几口，叶公超却突然将筷子重重一摔，劈头盖脸一句：“这饭菜你也敢端出来待客？你是想让我丢人现眼吗？”

他的语气愤怒，表情狰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瞬，吴宓尴尬得手足无措，只能低头猛扒饭。

袁永熹没有解释，只是将那锅山药汤轻轻端回厨房，低头默默地将瓦盖盖得严严实实。

饭后，叶公超才意识到自己失言，尝试搪塞几句，妻子却说：“饭菜不好，我有责任，但你若觉得在朋友面前骂我有理，那我无话可说。”

叶公超一向自诩有教养有风度，在外人面前彬彬有礼，此刻却被自己的妻子点破了赤裸的失控，脸上火辣辣的痛。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他暴躁的性格在婚后愈演愈烈，常常因一点小事大发雷霆。

报纸叠得不整齐会不耐烦；孩子哭闹太久也能成为发火的导火索。

有时，他甚至会因为她在朋友面前的一句无心之语而觉得“下不来台”，继而回家冷战数日。

袁永熹不争，她把时间用在照料儿女、研究翻译和阅读英文原著上，不再试图去融化叶公超时冷时热的情绪风暴。

孩子还小，她只能将自己收拾得体，保持这个家最基本的体面。

分离情变

1937年，日军的铁蹄越过长城，迅速逼近华北，北平、天津接连陷落，叶公超与袁永熹被迫分离。

为了保全妻儿，叶公超决定将袁永熹与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往美国。

那时的他，心中仍有笃定：这只是短暂的离别，等战火平息后，妻子与孩子还会回到自己身边。

初到美国的袁永熹，凭借理科出身在加州大学找到了研究工作，忙碌于实验室与孩子的学业，日子虽艰辛却也充实。

她给叶公超写信，字里行间多是生活琐碎，孩子们的成绩、她的科研进展、对他健康的嘱咐，却极少再提情感与思念。

而在国内的叶公超，一面在大学执教，一面奔走于文化保护与外交事务之间，日夜劳碌，精神早已疲惫不堪。

他怀揣对妻子的思念，仍坚持每月写信，可常常一封信要漂洋数月才能抵达。

久而久之，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在海的这一端越来越陌生，而她在海的那一端渐渐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1940年，叔父叶恭绰收藏的大量文物成了日本人觊觎的目标，其中便有西周晚期的国宝重器毛公鼎。

为了保护这件无价之宝，叶恭绰将重任交给了叶公超。

叶公超连夜赶赴上海，将毛公鼎秘密转移，可他自己因为家中妾室的出卖而落入日本宪兵之手。

那段黑暗的日子，鞭刑、水刑、长时间审讯轮番上阵，他第一次在生死的边缘徘徊。

而在监狱的长夜里，唯一探望他、为他送药、替他传递消息的，是堂妹叶崇范。

她比他小几岁，温柔娴静，早年作为叶恭绰的养女被收在叶家，成年后嫁给了西南联大的教授汪一彪。

四十九天的狱中煎熬，叶公超从骄傲的公子哥，变成一个满身伤痕的囚徒。

而堂妹不再是家族中的“小妹妹”，她是黑暗中的微光，是他最需要的那份柔情与支撑。

感情的越界，从来都不在一瞬间，而是被孤寂一点点推着，滑向深渊。

叶公超知道这是危险的，但在经历酷刑、饱受屈辱的夜里，他再难抵御这种温柔的慰藉。

二人的关系就这样悄然生根，而这一切，终将成为日后婚姻彻底崩塌的序曲。

夫妻诀别

1940年代末，袁永熹带着儿女回国，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耳中：丈夫与“堂妹”叶崇范在外形影不离，私下甚至同居数月。

那天傍晚，她走进他们曾共同生活过的寓所，推门而入，恰好撞见叶崇范正在屋中为叶公超整理茶具。

叶公超有些慌乱，他从来没有想过这场相遇会来得这么快，也没想过要用怎样的措辞去解释。

他匆匆迎上去，嗓音低哑地开口：“她是叔父的养女，是来帮我看病、做饭，没你想的那样。”

袁永熹的眼睛平静地望着他，轻轻问了一句：“她是你的堂妹？”

叶公超点头，袁永熹随即冷笑：“可我听说，她是叶恭绰先生的养女，与你，并无血缘。”

那句“并无血缘”，像一把利刃，精准地切开了这段婚姻最后的伪装。

叶公超的解释顿时崩塌，叶崇范手中茶杯轻轻颤动，终究还是放下，转身离去。

袁永熹没有留下，第二天清晨，她便带着两个孩子返回了美国，这一次，不再回头。

叶公超追至机场，试图挽留，他不顾身份跪倒在人群中，恳求袁永熹：“我一时糊涂，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能没有孩子们。”

但袁永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不是不能没有我，你只是不甘心我真的离开。”

那年之后，他们没有离婚，却再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袁永熹在美国继续她的学术研究，把全部心思投注在孩子与实验室之间。

叶公超在台湾政坛浮沉，社交场合需要女伴出席，但那个人已不再是他深爱的妻子。

时光流转，青春消逝，叶公超晚年独自一人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房中。

那间病房里，没有亲人探望，没有子女陪护，只有一台呼吸机在冷冷地运作。

他请人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袁永熹和子女，希望他们能在他临终前回来看他一眼。

他甚至让护士每天都打开病房的门，说：“我太太要来看我了，孩子也会来。”

可门口始终没有出现那熟悉的身影，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死于心脏病，终年77岁。

临终前，他望着门口，眼神中的希望一点点消失，最后缓缓吐出两个字：“报应！”

葬礼那日，袁永熹并未出现，她只是从美国寄来了一副挽联：

“狂傲本奇才，惟贤哲多能，如此江山烟客逝；
贱辰劳玉趾，忆清谈移晷，最难风雨故人来。”

她的冷静，是最锋利的利刃，也是最残酷的报复。

叶公超曾经拥有一位聪慧、美丽、宽容、忠诚的妻子，但他终究用自己的任性与背叛，将这段婚姻葬送。

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温婉贤良的妻子，更是那个在风雨中始终为他守候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