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北大教授夫人，自行断食断水4天离世，留下几句话，惹人深思

96岁的陈司寇，北大哲学系出身、北京101中学退休教师，在没有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没有亲人冷漠疏离的背景下，选择了断食断水，静静地离开人世。她没有发朋友圈告别，没有在病床上挣扎求生，也没有留下长篇遗书，只有三句话：

“撬开我的嘴我也不吃；要走得快一点，减少痛苦，不给你们添麻烦。”

令人震惊的不是她的死法，而是她的清醒。

三句话遗书

很多人听到“断食四天离世”，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太极端了？”“是不是有抑郁倾向？”但事实恰恰相反，陈司寇不是在情绪崩溃中做出冲动选择，而是在清醒、自主、准备充分的状态下，完成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决定。

2015年，她94岁，查出右肾有肿瘤。医生建议手术，她婉拒，理由简单明了：“这年纪动手术，是折磨。”

她没有吓得瘫在病床上，也没有四处求医问药，而是继续过着规律、独立的生活。吃素、锻炼、读书、写字，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原地走两千步。

她不打针、不吃药、不做化疗，生活节奏却比大多数年轻人还稳定。邻居有时候看她提水上楼，都忍不住说一句“老太太真硬朗。”她笑笑：“我就是不想麻烦别人。”

直到2017年4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右腿肿胀，医生怀疑是癌细胞扩散。她没有哭，没有抱怨，也没有召集家人围在床前，而是打电话给女儿，平静地说：“我不想抢救，也不会拖很久。”

这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彻底的通透。她太清楚现代医疗体系的“套路”：插管、强行喂食、床上翻身、压疮、肺炎、感染、再抢救……救不回来，却苦得要死。她不想走成那样。

于是到了10月，她等天气凉下来，写好遗书，放在茶几上。她的遗书只有三句话，没有哲理，没有煽情。10月17日，她开始绝食，前三天只喝水，第四天彻底断水，25日凌晨在女儿陪伴下安静离世。

没有剧痛，没有挣扎，没有抢救器械，没有120。她最后说了一句：“活够了，赚了。”然后闭上眼睛，悄无声息离开了。

陈司寇的故事

1921年，陈司寇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贫寒家庭，五岁时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地做长工，常年不在身边。她由姑姑抚养长大，但生活极其艰苦。小时候，她穿的是纸糊的鞋底，冬天经常冻得发紫。

为了读书，她10岁起就在杂货铺打工换书本，晚上借邻居的煤油灯照明，才能完成作业。

她从小就知道，知识是唯一的出路。初中时，她以借读生的身份进入常州女中，在当时这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但学费昂贵，相当于家中三个月的全部口粮。她硬是靠着奖学金和每学期的第一名维持下来了。

1938年，17岁的陈司寇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一个人带着干粮和零钱，乘坐长途车前往南京参加北大招生考试。

那是战乱年代，交通中断、治安混乱，她几乎是以一种近乎冒险的方式踏上这段求学之路。那一年，北京大学西迁昆明，和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她最终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成为当年极少数的女性学生之一。

在西南联大，她不仅接受了中国顶级知识分子的熏陶，还在课堂上听过冯友兰讲哲学、闻一多讲《屈原》，这些思想的种子埋在她心中，影响了她一生。

她和赵宝煦的爱情

在西南联大，她认识了后来成为丈夫的赵宝煦。当时赵是政治系的高材生，热衷时政，经常在学生刊物上发表社评，而陈司寇则是哲学系里少有的女高才生。两人因为一次关于康德哲学的讨论结缘，之后通信三年，写了三百多封信。

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北平成婚，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像样的住房都没有，只能住在北大校园里一间半地下室，冬天靠蜂窝煤取暖，夏天防潮发霉靠阳光照进来。

生活清苦，但他们像两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鼓励，不断阅读、翻译、写作。

赵宝煦后成为北大政治学教授，而陈司寇则在北京101中学担任哲学基础课程教师。两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也不追求名利，靠一份工资过日子。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经常去北大食堂打包边角料，回家加点酱油就是一顿饭。

他们没有子女，但感情深厚。每天晚上，两人一起读书、讨论、写信，像是把婚姻过成了终身学习的共同体。

1960年代末，政治风暴席卷高校，赵宝煦被迫离开讲台，陈司寇也被调离岗位。这对夫妻没有怨言，而是悄悄转入幕后，投身于教材编写和西方哲学翻译工作。赵翻译哈耶克的著作，陈则重读《易经》和康德，用他们的方式继续传承知识。

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年代，他们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逃避，而是用笔和纸保存思想的火种。

2012年，赵宝煦因胃癌去世，确诊到去世只有短短一个月。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陈司寇坚持不让他住ICU，也不让插管，只选择保守治疗。赵临终前对她说：“你会活得比我久，你比我有准备。” 他知道，她一生都在为人生的终点做准备。

赵去世后，陈司寇没有表现出外人想象中的情绪崩溃。她只是回家煮了一碗热汤，喝完后继续誊抄赵生前未完成的书稿《现代国家论》。她说：“我活着是为了完成他没做完的事。”

她从未计划靠谁安度晚年，也从未想过要人来服侍自己。她的独立，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都在实践的生活态度。

她的选择激怒了一半人

陈司寇的死一曝光，社交平台瞬间炸了。有的网友感动落泪，说她是“真正活明白的人”；也有人愤怒质疑，说她“鼓励老人自杀”。这两种情绪交织的背后，其实是当代中国人在“死亡”这个话题上的集体焦虑。

在西方，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早已不是新鲜事。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已经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安乐死。而在中国，这个词依然敏感。

问题是，医疗体系提供的是“延长生命”的方式，却不提供“体面死亡”的选择。一个90多岁的老人，哪怕器官衰竭、意识模糊、无复原可能，只要家属签字，医院就会抢救到底。很多时候，抢救不是为了病人，而是为了“尽孝”的形式。支持的人觉得，她是看透人生、掌控命运的代表；反对的人担心，她的做法会误导社会——“是不是今后老人只要生病了，就不应该救了？”

很多人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她“没有好好珍惜生命”，但他们回避了一个问题：在她这个年纪、这个身体状况下，所谓的“珍惜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靠药物吊着？还是靠机器维持体征？如果活着只是为了“活着”，那真的值得吗？

更现实的是，在这个老龄化加剧的社会里，像陈司寇这样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陈司寇的死法，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医疗意义上的“安乐死”，因为她没有借助医生，也没有用药物结束生命。她只是选择不吃不喝，顺其自然地离开。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把她的选择看作“变相自杀”。

她的床头没有医疗设备，只有三本书：《易经》注本、赵宝煦的《政治自由的逻辑》、一本空白日记。这不是仪式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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