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为啥戛然而止，是谁瓜分了下西洋的“肥肉”？

240多艘舰船，2.7万余名船员，15世纪初，郑和曾率领的庞大舰队七次穿越中国南海，横跨印度洋，最远抵达东非沿岸。这一规模空前的航海活动，比哥伦布1492年的远航早了近一个世纪。

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中病逝于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郑和死后，这场持续28年的航海壮举就戛然而止了。从此，中国式大规模舰队就逐渐退出了远洋航行，而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却即将来临。

综合《郑和航海图》等史料，郑和七次航行累计里程约15万-20万公里。前三次航行，主要活动于中国南海和印度洋东海域，最远到达印度西海岸古里，单次往返航程约2.5万公里。

后四次航行，航线延伸至印度洋西海域、阿拉伯海及红海，最远抵达东非麻林迪（今肯尼亚），单次往返航程约3.5万公里，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距离的3倍。

1402年，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之后，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毕竟皇位是靠拳头抢来的嘛！违背了儒家“君君臣臣”的伦理纲常，传统史观视其为“篡逆”。

所以，朱棣必须巩固政权，并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然后，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尤其是通过军事扩张和文化工程来重塑权威。

军事方面，主要是通过征伐以“宣威异域”。朱棣多次亲征漠北，打击鞑靼、瓦剌等势力。1406年出兵安南（今越南），将其纳入明朝版图，并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强化对东南亚的控制。

文化方面，主要是通过文化工程以“正天命”。一是举全国之力编纂旷世巨著《永乐大典》，总结中华文化，彰显文治功绩，弥补武力夺位的争议。二是迁都北京，将政治中心北移，强化对北方边疆的控制，打造“天子守国门”人设。

象征性举措方面，一是重建紫禁城，通过宏伟建筑群强化皇权神圣性。二是郑和下西洋，派遣庞大舰队远航，“耀兵异域，宣扬国威”，践行儒家理想中“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朱棣“内安华夏，外抚四夷”的统治策略，以军事胜利和文化成就重塑其“天命所归”形象。郑和船队所携带敕书中，“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的表述，恰恰体现了朱棣构建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制体系”的天下观。

这一思想源于儒家强调天子需向天下“施恩布德”，要求各国“祗顺天道，循礼安分”，最终实现“共享太平之福”的理想秩序。郑和七下西洋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通过宣示诏书、赐赠财物、推行中华正朔等方式，彰显明朝的威仪与文化影响力。

这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掠夺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明朝舰队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反而坚持厚往薄来。据《瀛涯胜览》记载，船队所至，必“开读赏赐”，诸国“莫不稽首称臣”。

其实，朝贡贸易更像是一场政治仪式，政治内涵远超经济意义。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会携带大量金币，每到一国，都要“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

这种“厚往薄来”的政策，使明朝在短期内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西洋各国贡使梯航数万里，接踵中国，前来朝贡。有些国王还亲自来中国观光，形成了“西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的盛况。

各国贡使“车载珠宝，驰道出入”，明廷回赐更是“数倍其值”。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尖锐指出：“郑和的远航如同昂贵的烟花，照亮了亚洲海域，却未能在明朝的财政体系中点燃持久的火焰。”

郑和下西洋的经济账，历来是争议焦点。一方面，船队带回了大量奇珍异宝；一方面，“厚往薄来”的政策被批评为导致国库空虚，“耗费糜甚，府藏为虚”。有点像美国以前的金元外交。

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随行人员约2.7万，加上船只维修、伙食等费用，平均每次出行成本高达75万两银子。尽管每次远航都带来了大量珍贵货物，但由于朝贡贸易的性质，其产出与投入的平衡十分脆弱。但现代研究却发现其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

据《大明会典》记载，郑和带去的青花白瓷盘，每个在南洋能卖500贯，碗卖300贯，而成本才几十贯。在苏门答剌国，100斤胡椒只值1两白银，带回明朝，每斤能卖10-20两，利润高达200倍。前三次下西洋，仅胡椒一项就为明廷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这种利润空间使得郑和前几次下西洋获得了丰厚回报，甚至成为朱棣的钱袋子。否则，以朱棣凭啥南征北战，修长城，建紫禁城，还修永乐大典。说实话，没有郑和下西洋挣钱，国家可能早就被搞崩盘了。

另外，朱棣时代的民生政策可能是明朝所有帝王里面最好的，尤其是在养老和教育方面。80岁以上无产业贫困老人每月可领取米五斗约90斤、肉五斤、酒三斗约54斤。孤寡老人由养济院负责赡养，去世后官府提供三两银子丧葬费。

教育方面，朱棣虽未明确推行现代意义的“义务教育”，但通过府州县学、社学等官方教育机构普及基础教育，要求“举孝悌彰闻”，将孝道教育定为国策。

但这种官方垄断的贸易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大量西方商品涌入市场，比如胡椒价格因供过于求而持续走低。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明廷从永乐五年开始利用“折赏”、“折俸”等方式，把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官员。永乐二十二年，正一品官员折俸胡椒可达千斤以上，从九品小官亦近百斤，如此大规模投放必然导致市场价格暴跌。

到明宣宗时，“折俸”甚至达到了1两/斤的天价，这种差价已不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而是变相的财政手段。但郑和下西洋的终止并非单一经济原因所致，政治、社会因素也同样重要。

郑和下西洋前期有明确政治目的：打通海道，肃清倭寇，并与西洋国保持稳定关系。当这些政治目的达到后，航海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另外，明朝官员非议很多，给下西洋施加了很大压力。

社会资源供给问题也日益凸显，因为郑和下西洋所需物品大多出于官手工业供给。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控制的官手工业工匠约三十万人，属于封建徭役制度下的强制性无偿劳动。

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经常以怠工、逃跑等方式进行反抗。由于逃民情况严重，经常导致无法完成下西洋所需物品的任务。明英宗正统元年，辅政大臣以年幼皇帝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明初下西洋贸易至此彻底落幕。

但这里有个谜团，郑和下西洋被叫停后，后来又发生了藏牍案。就是明英宗的继任者明宪宗继位之后，想看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记录文献，结果郑和航海档案被兵部郎中刘大夏给藏匿了。

刘大夏给出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等到万历末年，顾起元干脆大笔一挥，改成已经烧了。直到现在，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案牍都是个谜团。

诡异的是刘大夏如此有恃无恐，却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为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背后有势力在支撑，否则一个小小的兵部郎中既没这么大胆子，也没这么大能量。而这些背后势力就是迫使朝廷终止下西洋的人。

在他们看来，下西洋就是一块肥肉，这么好的搞钱路子当然要据为己有，而朝廷垄断下西洋就是与他们争利，逼他们疯狂走私。这就是为啥官方停止下西洋后，东南沿海的下西洋依然存在。

隆庆开关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更是获得合法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随即进入高潮，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甚至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

郑和航海的兴衰，既揭示了明朝的内在局限性，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敛特征。我们曾经拥有打开全球化的钥匙，却选择将它扔进深海。以至于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感叹：“海洋邀请人类征服，但中国人却背对着海洋。”

其实，与欧洲大航海相比，达·伽马舰队规模不足郑和十分之一，却开启了全球化时代。原因就在于欧洲航海是无数个体追逐利润的竞赛，而郑和远航只是帝国意志的独唱。所以，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而哥伦布之后，无数哥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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