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在建国后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实施“封邦建国,藩屏帝室”的分封制度,将成年皇子及侄孙分封到各地,建立一个个藩国,并赐予种种实权。可藩王长期在外,久不联系亲情难免会变淡。所以不论是亲情需求,还是出于政治考量,都需要让双方时不时见上一面。明太祖为此专门制定了藩王朝觐制度,并通过《皇明祖训》将其定为永制。
“凡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务要一王来朝,还国无虞,信报别王,方许来朝。诸王不拘岁月,自长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周而复始,毋得失序。凡诸王居边者,无警则依期来朝;有警则从便,不拘朝期。”(《皇明祖训》)
明太祖朱元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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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永乐时期,藩王朝觐制度演变为三年一次的固定原则。其后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厉行削藩,藩王的实权被削干殆尽,沦为被圈养的“猪”。自宣德朝起,藩王朝觐制度名存实亡,各地藩王请求朝觐的奏请被以各种借口否决。明英宗在位期间,除襄王朱瞻墡、荆王朱瞻堈、淮王朱瞻墺这三位皇叔,因缘际会获得朝觐资格外,仅有嗣封淮王朱祁铨曾赴京朝觐。
天顺朝以后再无藩王获得朝觐资格。及至弘治朝,藩王朝觐制度正式被废除。也就是说淮王朱祁铨,是正统朝及其以后唯一获得朝觐资格的嗣封藩王。这一破例为何能发生在他身上呢?
低调的老好人
朱祁铨,生于宣德十年(1435年)二月二十二日,为淮靖王朱瞻墺(音ào)的嫡出次子,生母淮靖王妃萧氏。
他出生于广东韶州府淮王府。韶州在当时属于瘴疠之地,朱瞻墺极其嫌弃。大哥驾崩后,便迫不及待的向大侄子提出迁国。获得批准后,不顾朱祁铨这位继承人尚在襁褓,于正统元年(1436年)正月初一毅然北上江西饶州府。
正统八年(1443年)二月,朱瞻墺赴京为嫡母诚孝昭皇后张氏奔丧。期间顺带解决了子嗣的封爵问题:庶长子朱祁镔受封鄱阳王,嫡次子朱祁铨被册封为淮世子,庶三子朱祁钺授爵永丰王。
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一月十二日,淮靖王朱瞻墺薨逝,在位22年,终年37岁。
正统十三年(1448年)正月,以永康侯徐安、尚宝司丞淩寿为正副使,持节赴饶州府册封淮世子朱祁铨为淮王。
土木堡之变时的明英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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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铨刚袭爵,便遭逢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将自己当做礼物打包送到瓦剌太师也先手里。消息传到京师,朝野大震,经过一番博弈,最终立奉命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为新帝,遥尊留学生朱祁镇为太上皇,同时册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政争结束,京师防御成为当务之急。面对咄咄逼人的瓦剌大军,当年十一月国子监生练纲建言:号召天下宗室勤王。从太宗到宣宗,祖孙三代把藩王当贼防着,耗时三十余年厉行削藩,终于消除了心头大患。结果临了却又想起藩王肩负“藩屏帝室”的职责,殊为讽刺。病急乱投医,明代宗也顾不了那许多,给诸王去信求援,当然也防了一手:
“壬子……致书宗室诸王曰:‘兹者虏寇乘机入关侵犯,京城危急之秋。尚赖宗室至亲以宗社为重,命将统率精兵,不拘多寡,星驰赴京勤王。以除虏寇,以安国家。期在旬月毕集。仍自镇静,固守藩疆。’”(《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诸王闻讯纷纷响应,比如肃王朱赡焰严选精锐骑兵五百人驰援京师,晋藩宁化王朱济焕打算带着六个儿子赴京“随军杀贼,以报国恩”,韩藩襄陵王朱冲炑提出欲“奋身勤王”,赵王朱瞻塙自告奋勇地请求率军迎回太上皇。
一片纷乱中,包括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荆王朱瞻堈、淮王朱祁铨在内的仁宗系诸王,却毫无反应。要说仁宗系藩王手里没兵吧,与大多保有一护卫的太祖系、太宗系藩王相比的确,可总比身边仅有数十、百余人的襄陵王等强吧。好歹坐拥一个群牧千户所和仪卫司七百人左右的校尉,一两千人还是凑的出来的。说穿了就是不愿动,想要明哲保身。
可有些事情一旦做了是要付出代价的。
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一月,朱祁铨的庶兄鄱阳王朱祁镔去世,因其岁禄住支且无嗣,故生母吴氏的生活陷入困顿。次年九月,在淮王的奏请下,新天子明代宗赐予吴氏每月十石的养赡米。同时鄱阳王府原有的厨役,在他的奏请下也得以保留,以备祭祀之需。如此种种不无笼络之意。
北京保卫战之时的明代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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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卫战之后一切都变了。
明英宗身边的大伴王振,被认定为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不仅本人在事变之时死于乱军之中,事变之后家族及其党羽也遭到清算。
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淮藩承奉(王府宦官首领)南宁被认定为王振余党,奈何南宁平时为人低调,没什么罪证,这时候说你有就必须有,没有也得有,恰好王府刚为淮靖王的两个女儿选定仪宾人选。于是乎参政刘烈之子刘垕行为“不检”,长史王彰之子王书身患“宿疾”,都是靠着行贿才得以入选。南宁被械送进京,同时词连王彰这位淮藩百官之首,认定他也参与其中。
“壬戌……淮府伴读潘钟奏承奉南宁党奸臣王振,肆贪无厌,受贿选参政刘烈无检子垕,长史王彰宿疾子书,俱奏授仪宾。时,垕、书虽得命,尚未及婚。都察院请下巡按御史,收鞫械京。从之。”(《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在朝廷的干预下,这两桩婚事自然黄了。淮藩方面不得不另选莫愚为贵溪郡主仪宾、张鹏为余一郡主仪宾。
至于王彰,一度因此去职,可最终官复原职。甚至其女于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被册立为朱祁铨三弟永丰王朱祁钺之妃。毕竟,朝廷此举意在敲打淮藩,而非要大动干戈。
所以事后对淮藩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比如景泰二年七月,周朱祁铨的奏请下,明代宗命工部会同地方修缮淮王府。
赴京朝觐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太上皇朱祁镇,在野心家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的支持下,趁弟弟明代宗罹患重病,多日无法视朝之机,发动夺门之变。
重新君临天下的明英宗,在改年号、废代宗、杀政敌之余,为给自己挽尊,开始大发利是,宗室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淮王朱祁铨不失时机的为自己讨要了一番福利。
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朱祁铨奏称自己府中缺少宦官,明英宗接信立马将张傪等四名等内使派往淮王府。
当年六月,朱祁铨上疏朝廷,表示想要出去祭扫先王坟园,以尽孝道。明代宗王虽然享尽荣华富贵,可同时也是被困于围城的囚徒,藩国城墙有多大,他的活动范围就有多大,无炤擅自出城,形同谋逆。对此明英宗依然给予准许。
鄱阳淮王府遗址发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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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五年(1461年)三月,淮王殿下又奏称本府的社稷、山川等坛年久失修,以至于所用木材已然腐朽、砖石也发生剥落,请求敕命有司进行修缮,明英宗又一口答应。
饶州淮王府由饶州府署改建而来,可因工程上马比较仓促,居住环境相对较差。以至于景泰年间虽有修缮却依然不满意。为此朱祁铨不失时机的于天顺七年(1463年)五月上疏朝廷,表示本府基地低洼狭小,且没有形成沿中轴线对称的格局,有碍观瞻、有失体统,请求拓展府址。具体要求为将位于王府后面的军民之地,及仪卫司、审理所衙署纳入王府范围。明英宗闻讯,很是大方的命有司在饶州府城内挑选属于官府所有的空地,与相关人等及衙署进行换地。
而在此之前的天顺六年(1462年),奉王命赴京奏事的淮藩内使,途径山东陵县(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结果被知县王凯抓起来审了一通,原因仅仅是因为王大知县怀疑他是冒牌货。明英宗得知此事震怒不已,下诏将王凯大儒锦衣卫大牢,随即处以降二级的惩罚。
若说以上种种尚算正常范围的话,那么另一件事则可看出明英宗对这位堂弟多有优待:赴京朝觐。
前文说过,朝觐皇帝本来是大明宗王的权利与义务。洪武年间藩王朝觐属于家常便饭,明太祖甚至亲自下场安排诸王朝觐的顺序。永乐朝,藩王朝觐也频频见于史端,蜀王朱椿就曾3次赴京朝觐。洪熙朝,韩王朱冲(火或)兄弟一道赴京朝觐。宣德朝,汉王之乱前赵藩、汉藩的几个堂兄弟曾获准赴京朝觐。
汉王之乱后,一切都变了。此后屡有藩王奏请赴京朝觐,可每每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正统七年底、八年初,襄王朱瞻墡、荆王朱瞻堈、淮王朱瞻墺赴京朝觐(郑王朱瞻埈因病没有成行),可名义上侍亲(后改为奔丧)。天顺元年四月,襄王朱瞻墡再次赴京朝觐,可获准的根本原因在于化解叔侄俩的矛盾。这次相会让叔侄俩的感情的到了升华,天顺四年四月襄王再次赴京朝觐,两年后明英宗再次相邀,却被襄王以年老多病予以婉拒。
除此之外,只有朱祁镐这位嗣封淮王获准赴京朝觐。本来淮王殿下只是按流程递交了一个朝觐申请,属于在皇帝陛下面前刷一下存在感行为,谁知道竟然获准了。对,没错,一个不含多少诚意之举动,竟然中了头奖。
“壬寅,书与淮王祁铨曰:‘旧岁得奏,欲赴京朝觐。朕念亲亲之义,亦欲一见。今遣人赍敕符、金牌诣府,尔可择日起程,途中宜安静自爱,以副朕意!’”(《明英宗实录》)
南京出图的黔宁王遗记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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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六年(1462年)三月,明英宗派人带着朝觐所用的敕符、金牌赶赴饶州。朱祁铨接到旨意时,估计一度是目瞪口呆的。清醒过来后,完全压不住上扬的嘴角。
一番准备之后,朱祁铨兴冲冲的坐船走水路北上,于当年六月初五抵京。随即皇帝赐予其两份大礼:其一赐予食盐二百引,在纲盐制下明代的盐引有大小之分,大引400斤,小引200斤,总之数量极大;其二是将饶州府境内的柴棚局河泊所两年岁课钞赐予淮王府。
六月十六日,朱祁铨前往昌平天寿山陵区,拜谒长陵、献陵和景陵三座帝陵。两天后,文武百官于早朝乎赴十王府淮王临时驻地朝见朱祁铨。以上都属于藩王朝觐时的常规操作。二十一日,他又前往金山拜谒祖母恭靖贤妃李氏的坟园。
寻常藩王朝觐,一般留京十日左右,可朱祁铨在京逗留了一个多月,直到七月初三才辞陛,施施然启程回国。
朱祁铨之所以能成功获得朝觐资格,一方面与他跟明英宗这位堂兄很早就维系良好关系息息相关。早在正统年间,明英宗就对这位年仅舞象的堂弟印象颇佳,在书信中亲切的以“贤弟”相称。
“(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子,书复淮王祁铨曰:‘尔奏请颁《新编五伦书》,今特以一部奉去观览,以遂贤弟好古乐善之心。’”(《明英宗实录》)
景泰年间被牵连,更让他多少有些歉疚感。王振虽然祸国殃民,可明英宗对这位大伴的感官却截然不同,复辟之后第一时间为其翻案、赐葬,为其建旌忠祠,御赐《谕祭王振碑》,是明代唯一一个“没后追思”的宦官。淮藩承奉南宁被打成王振同党,械送京师受罚,令皇帝对堂弟产生了一丝同病相怜之感。
另一方面也受襄王一再赴京朝觐影响。如同当年太皇太后思子心切,明英宗因此诏四位叔父一道进京那般,其他藩王拒了就拒了,可同为仁宗后代,总不能厚此薄彼吧。然而二叔郑王朱瞻埈长期缠绵病榻,不良于行,郑世子朱祁锳这个混球曾因犯错被提溜进京受罚;六支的堂弟荆王朱祁镐也不知天高地厚,为博美人一笑,竟为王妃魏氏奏讨只有皇后和太子妃才有资格使用的博鬓冠,如此僭越少不得被打入另册。思来想去只有淮王朱祁铨这位堂弟看看能入眼。所以他的朝觐奏疏,时机卡得恰到好处。
继嗣的烦恼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南城兵马指挥李进之女被册封为淮王妃。人说“洞房花烛夜”是人生三大喜之一,可很快淮王殿下就笑不出来了。
李氏过门之后被查出身患风疾,根本无法受孕,这可急坏了淮靖王妃萧氏。淮藩人丁单薄,淮靖王仅有鄱阳王朱祁镔、淮王朱祁铨、永丰王朱祁钺三子,朱祁镔未婚早逝,这一支因此绝嗣,只剩下大宗及永丰王两支了。何况萧氏只有朱祁铨这么一个亲儿子。
淮王府遗址出土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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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六年(1455年)四月,抱孙心切的萧氏上疏朝廷,奏请效仿襄世子朱祁镛的成例,给儿子择一名良家子为妾。此议获得明代宗准许。
“甲午……淮靖王妃萧氏奏:‘长子淮王祁铨先册李氏为妃。自婚之后染患风疾,无子,恐误宗嗣。乞照襄世子祁镛例,自备财礼于本境地方官员、军民、良家子女内选娶一妾。’从之。”(《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亲王纳妾为何需要朝廷批准?
实际上,古代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可纳妾也不是那么好纳的。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外,男子纳妾需经妻子同意方可,否者你今天纳妾,妻子明天就把她发卖了,都挑不出错。
像朱祁铨这种情况自然符合纳妾的条件,但宗室还有一套制度约束,宗室成员(包括配偶)无论男女都需名留玉牒,此举的目的一是为纯净宗室血脉,二则用于控制宗室人数。宗室的妾侍经过报批,作准后纳妾,被称为良妾,其所生子女虽为庶出,但天然属于宗室,拥有宗室成员的一切权利。若不经报批自行纳妾,则属于滥妾,没有任何名分,所生子女的宗室身份也不被承认,也即丧失身份及特权。
获准后,朱祁铨终于纳了妾。结果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淮王妃李氏去世,真正十余年间王府依然没能传来婴孩的啼哭声。
不得已,朱祁铨厚着脸皮再次上疏,奏请续弦。明宪宗准其所请,册封淮藩群牧所百户杜通之女为淮王继妃。不知是淮王殿下急不可耐,还是朝廷有意削减宗王继妃的身份,竟没有遣使册封,而是让王府派员赴京领取亲王妃的金册、冠服。
没成想这位杜王妃比自己的前任更不堪,于成化六年(1470年)正月去世,同样没能留下子嗣。好在此时,庶长子朱见濂已然出生,终于让他松了一口气。
截止此时,淮藩立国四十余年,可男性成员仅有淮王朱祁铨、朱见濂,永丰王朱杞钺、朱见净两对父子。
朱见濂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由于他的存在父王无法再取,因此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成化十六年(1480年),在朱祁铨的奏请下受封淮世子。
淮王府格局及发掘遗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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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天不遂人愿,弘治六年(1493年)六月淮世子朱见濂去世,年仅24岁,朝廷赐谥曰安懿。令年近花甲的朱祁铨饱尝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
好在继妃杜氏去世之后,人到中年的淮王殿下似乎任督二脉突然被打通了,先后育有六子六女:庶次子朱见淀(音diàn)、庶三子朱见湁(音chì)、庶四子朱见㴫(音jùn)、庶五子朱见沶、庶六子朱见(氵犀)、庶七子朱见洵。
淮世子朱见濂无嗣,故居次的朱见淀顺序顶替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然而清江王殿下没有大哥那么幸运,他于成化二十一年受封清江王,大哥去世后迟迟无法进封世子。关键去世时间仅比父王晚了一个月,可以说赶了个前后脚。以至于其后淮王爵位虽由他这一支继承,却闹出了淮藩版“大议礼之争”,困扰三代人数十年之久。
当然这些事与他也无关了,毕竟“死去元知万事空”,所以身后就算洪水滔天,对他也无任何影响。
阿越说
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初八,淮王朱祁铨薨逝,在位55年,享年68岁,朝廷赐谥曰康。淮康王继承了父王的治国的理念,为人低调,安安分分的当一个朝廷眼中合格的藩王,不挑事,不作死,因此被明英宗这位堂兄高看一眼,有幸成为宣德朝以后唯一一个获准赴京朝觐的嗣封藩王,是明代宗室中少有的清流。
淮康王能年纪轻轻便获得明英宗“好古乐善”的评价,本身就是可好学之人。他在文学上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同治版《鄱阳县志》收录有他所作的七言律诗《题芝城南天寺》:
“游遍饶城多少寺,南天胜境世间殊。
乔松带露龙须湿,老树参天鹿角枯。
晓听山僧翻贝叶,夜看禅客坐团蒲。
门前一派长清水,隔断红尘半点无。”
淮王府龙纹辇道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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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指当时的饶州府城,也即现如今的鄱阳县城,因唐朝神龙年间饶州刺史薛振以芝献于朝,遂改城北约一里处的小山为芝山,饶州也得了个芝城的雅称。南天寺在哪没能查到,不过从诗文来看,淮康王没少出游。
写诗作文自娱之外,淮康王还组织王府长史李伯玙、纪善冯原等人编撰了一部诗歌总集《文翰类选大成》,收录古今诗文,共一百六十三卷,并以“西江颐仙”之名亲自作序,进行刊刻,算是明代藩刻版重要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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