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零：笨蛋总比坏蛋强

李零教授

编者按：2000年秋日的北大校园，李零教授在研究生新生见面会上留下了“笨蛋总比坏蛋强”这振聋发聩的箴言，后于2002年整理成文，成为学术圈流传甚广的精神指引。演讲中没有空洞说教，只用朴实直白的表达告诫学子：求学路上，有志气、守规矩远比投机取巧更重要，即便资质平凡、步履缓慢，也远胜于失德失信、投机钻营的“聪明人”。这短短一句话，既戳破了学术圈的浮躁乱象，也传递出对治学底线与做人准则的坚守。时至今日，这一朴素却深刻的理念，仍能为每一个行走在求知或立业路上的人提供警醒，提醒我们守住初心、坚守底线，方能行稳致远。

笨蛋总比坏蛋强

李零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念研究生。领导要我和大家讲几句话，谈一点学问上的问题，我恐怕讲不好。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有很多老生常谈，这里不必讲，我也不会讲。比如啥叫“严谨”，啥叫“求实”，我就不会讲。至少比起老同志，我不会讲。我想和同学讲另外两个问题，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大家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守规矩。

什么叫“有志气”？这就是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志存高远，有胸襟、抱负和眼界。比如大家都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说古今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人，必定要经历三种境界：第一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可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是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是把站位高和眼界广放在第一位。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严”固然重要，但“宽”也不能少。我理解，“严”应该放在“宽”的前提下去讲。因为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宽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做大学问，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精神，真正的北大精神。当时新旧学术并存，从各国取经回来的人都有，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行？

我理解，从难从严对年轻学者很重要，对他们的学术训练很重要，但对培养有创造精神的大学者还不够，强调过分，有时还起副作用，束缚思想，压抑个性。因为你们都是研究生，不是戏班子里练把式的小孩，站不直了就踢上一脚，不打不成材。学校呢，也不是军营，全靠立正稍息正步走。况且就是带兵，“团结、紧张、严肃”之外，也还得有“活泼”。中国古代治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李”是李广。程不识带兵是有规有矩，他训练的人也是中规中矩，但部下都不胜其苦，他自己也很苦，批改文件，通宵达旦，连觉都不睡。李广不是这样，他是靠个人魅力带兵，勇武豪爽，爱兵如子，纪律虽松，而士乐为之死。李广带兵，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讲，缺点是效率不高和难以复制，培养一百个可能也出不了一个，不像程不识，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但做大学问，我可以讲一句话，没有李将军的“宽”那是绝对不行。这是为立志者着想，替他们营造环境，不能不事先考虑的一点。学生有没有志气，和当老师当领导的有没有气量直接有关。

我说的“有志气”含义太广，因为时间有限，这里只能讲几点。

第一，我不认为在权威的阳光底下就没有历史，前辈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我们都是当愚公的命；也不认为做学问就是积沙成塔，沙是我们，塔是学校、教育部和学术界，一味强调从小到大，不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而是“小道理管大道理”。相反，我们倒是应该从一开始就鼓励学生去发现问题，寻找方向，做别人没有做的事；让他们懂得庄子讲的“小不知大”，知道北溟有鱼，鲲鹏比这样的鱼还大；防止过早特化，学问越大，心眼越小，就像汪宁生先生讲的那种“现代夜郎”，一辈子蹲在十万大山里，根本不知天外有天，以为北京还没他们村子大。

第二，我以为“有志气”的学生要能看破主流学术，就像影评家讲好莱坞电影，它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俗套”。对主流学术，我不主张用“颠覆”或“挑战”这样的字眼。因为你哪有这么大能耐？况且没有主流学术，我们的学术就难以为继，它是像吃饭穿衣一天都少不了的东西。可是话说回来，光有主流学术行不行？我看也不行。我认为，对主流学术，要预流或入流，但又不随波逐流。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咄咄怪事，学校里有很多咄咄怪事，“黑云压城城欲摧”，我看能杀开一条血路逃出来就不错了。“逃跑”也是一种志气。东方朔叫“避世金马门”。

第三，我想拿我老师送我的一句话转赠同学。他跟我说，趁你现在不出名，还不赶紧读书，人一出名就完蛋了，好像“浑身是宝”的肥猪，“只欠一死”。大家要知道，人一辈子能安安心心读书，拢共也没有几天。你们现在读书，没有声名之累，这是好事。我劝你们，一开始做学问，就要明白，你什么也不是。将来出了名，也要知道，你什么也不是。比如我这个名字吧，问我的人很多，还以为有什么深意。其实“零”是什么？“零”是nothing，你以为你是谁？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在名片上印再多的头衔，也没有用。我觉得，如果能保持这种“什么也不是”，挺好，干吗非把帽子全都扣在自个儿头上，也不嫌捂得慌。这也是志气，而不是谦虚。

下面我再讲一下“守规矩”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咱们的学术界，不讲规矩的人太多。不仅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不懂，就是写了一辈子文章的教授也未必明白。比如我们将来都要写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你干吗要写那么多脚注，列那么多参考书，这里面的讲究就非常多，你就是志气再大，才气再大，独具只眼，不拘一格，也得守这点规矩。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讲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供各位思考。

第一，我想说，学术平等是学术规范的第一要义。

去年在武汉开会，我发言说，咱们这个会议开得好，好在哪儿呢？就在它是“学不分古今中外，人不分长幼尊卑”。前一句话是王静安先生提倡，大家不反对，但后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学术界就有点不受听，甚至要被很多尊老不爱幼的人理所当然地加以反对。会议论文集的前言用了我的话，把后一句改成“人不分男女老少”，成了蒋介石发表的抗战宣言。它让我想起文革那阵儿的一场批判。当时，两报一刊批彭真，批他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这是抹杀阶级观点，不同阶级在真理面前怎么平等？现在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是这个想法。他们不知道名片上那些东西什么也不是，懂规矩的杂志绝对不能印，我出自谁的门下也什么都不是，不知道“唯马首是瞻”、“唯马屁是拍”是很丢脸的事，不知道“当仁不让于师”才是作学生的本分。他们以为大人物都是千锤百炼，不犯错误，犯了也是“高级错误”，人人皆可谅之，该诛该讨的都是小人物。

人不能犯错误，更不能犯常识性错误，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且是违反常识的错误。不犯错误不是人。大人物并不能例外。我可以不客气地讲，这种想法是违反学术规范，也违反学术道德的。如果有人一定要反对我的“一视同仁”，那我也是主张“长者从严，幼者从宽”。因为刚出道的人，人家热血沸腾怀抱的就是那么一点理想，焚膏继晷写出的就是那么一点心得，你去当头棒喝，你去一盆凉水，那也忒狠了点。要讲高抬贵手，那也是对年轻人。

第二，我要讲一下，我们的引文、书目和索引是干什么的。

它是不是像有些人理解，只是点缀装潢，可有可无，或者掩饰无能，骗取稿费，我说绝对不是。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国际上的著作，他们的脚注、书目和索引，都是起目录学的作用，都是为了让人省心省力倒着往前查，学生也好，教授也好，谁都得从这儿入手和传递接力棒。其实更多是交代你踩着的肩膀。最重要的“肩膀”还应该有申谢。他们做论文，往往一上来就要交待研究背景，从背景中提出辩难和问题，目的也是一样。这些都是为了学术的交流和学术的传承，都是起教育作用的。他们引什么，不引什么，都不是凭个人好恶：好像我引谁是抬举谁，不引谁是瞧不起谁；谁要把我惹急了，我就一辈子也不引他；引了也是批他、臭他。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把最新成果漏掉，对别人的东西挑着讲，跳着讲。

至于我们大言不惭的“有人说”，不是泛泛批评一般的社会现象，而是引述具体意见，有时连引文都列出来了，那更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有人说”分两种，一种是为尊者讳，这种并不太多。因为我们真要替大人物遮丑，惯用手法是假装不知道，或者找一转述其说的“软柿子”捏。还有一种是效泼妇骂街，隐其名而道其实，专门恶心人，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毁人不倦”。比较常见是这种。我要告诉同学的是，这类做法等于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其令人不齿，可绝不是“硬伤”所能比。因为什么呢？隐匿比剽窃还不道德。

第三，我要讲的一点是，将来你们写论文，可能会批评很多说法。这很正常。但你们一定要记住，批评是要怀有极大敬意的，是要存宽仁深厚之心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一塌糊涂，您老又何必劳心费神，如蝇逐臭，穷追不舍，非要拖着大家和你共享这种快乐呢？我认为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匡谬正俗、矫端世风。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推进学术。如果你的批评对象真值得批评，那一定说明人家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还是为你铺了路。如果你通过你的批评，超过了人家，既推进了自己，也推进了别人，难道你不应该感谢人家吗？所以，我理解，在学术规范的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人”。很多人的不守规矩，关键还是“目中无人”，或者“拿人不当人”。

在我的心目中，学术并不是一个只有强者才配参加比本事显能耐的竞技场所，而是一个有求知欲望的人大家共同向往的艺术殿堂。我可能比别人笨一点，这没关系。因为笨蛋总比坏蛋强。我希望大家能把学术规范提高到一个做人的高度来认识：第一是襟怀坦荡，第二是光明磊落。

2002年9月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李零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在北大任教前，曾从事过近十年考古研究，是古文字、古文献、考古三个领域的大家，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牛人，一通百通，一精百精。2016年4月20日，李零先生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我们的经典，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四部书。《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