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4日清晨,杭州依旧是江南深秋特有的湿冷。体育场外人声涌动,六千多名干部群众排起长队,不少人甚至拎着马扎——他们要见证一场特殊的公审:被告是一对双胞胎,他们的父亲却是一位挂着“四排红”的开国少将。
人们嘴里念叨的名字叫熊紫平、熊北平;而他们的父亲,是长期担任军区副司令的熊应堂。对很多老兵来说,熊应堂是红安走出来的“拼命三郎”。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从硝烟里摸爬滚打的战将,最终要在法庭上“旁听”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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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1920年。9岁的熊应堂刚给地主家挑完水,粗瓷碗里的红薯渣还带着草根味道。父亲早逝、妹妹被送人,他很快学会了“管好肚子再谈理想”。八年后,他扛着篾条绑成的镰刀柄,跟随游击队钻进大别山。新兵体检时,连队长笑着摇头:“娃娃瘦成这样,只能跑腿。”谁料一年后,他不仅能在枪林弹雨里端着机枪冲锋,还顺手缴获了一支德式手枪。
红军时期,他在手枪营练就百发九中的准头;长征途中,他给战友理发,也给自己剃掉犹豫。进入陕北后,他在抗大学习,随后南下华中新四军。抗战末期,他已是一名旅长。解放战争打到淮海,他带的师号称“尖刀插心”,夜间渗透、昼间强攻,拔掉国民党军三个师指挥所。
建国后,熊应堂在空军、警备区两头跑,1970年又被调到南京军区兼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外界只看到他肩上的将星,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长期住在机关招待所,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正因如此,家里大小事务基本交给妻子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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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悄悄发酵。颜露对双胞胎格外心软,零用钱、衣服、甚至早期进口收录机,孩子只要开口,她立刻满足。老师打电话反映两兄弟打架、偷同学手表,她一笑了之,还添了句:“男孩子嘛,顽皮点没事。”几年下来,两个少年把“熊司令的儿子”当成保护伞,架子越端越高。
1974年,熊应堂短暂回沪探亲,发现兄弟俩夜不归宿,立刻决定把他们送进部队。“部队能治病。”这是他留给妻子的话。可在连队,两人照样我行我素:训练偷懒、酗酒闹事,甚至纠集几名地方青年围堵女卫生员。连部调查后将两人退回地方。
被退伍的兄弟经母亲托人进了杭州一家国营厂。工牌挂在胸前,他们却拿“将军公子”到处摆谱,强行索要现金、手表、票证,好几名女工被逼至精神崩溃。三年时间,受害者多达一百余人。
1979年夏,一名被迫害的姑娘自杀未遂,当地公安终于立案。案卷一路上报,浙江省公安厅认定案情重大,八月将两兄弟同时拘捕。审讯室的灯光刺眼,熊紫平忽然崩溃:“我爸会救我的。”办案民警只抛下一句:“法律面前,谁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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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押通知送到南京军区,熊应堂当即批示:“决不袒护,依法处理。”连长年跟随他打仗的老参谋都没料到他会如此坚决。
公审当天,检察官宣读犯罪事实,字字锥心。宣判结果:熊北平死刑立即执行,熊紫平死刑缓期两年。人群散去时,北平被押赴刑场;紫平被送往看守所。一星期后,紫平在厕所用毛巾自缢。
案件尘埃落定,军区党委劝熊应堂“节哀”。他却只说了短短一句:“失教之过,官位何用。”随后提交书面辞呈,卸下职务,搬到上海郊区疗养所,不再过问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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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议论纷纷,有人替他惋惜,也有人拍手称快。不得不说,军功赫赫的将军,最终没能守住自家后院。1996年夏末,他因病去世,遗嘱里只留下一句话:“求真,慎独。”
这四个字,看似平淡,却比任何悼词都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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