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代的“独角兽”商业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巴蜀古代的“独角兽”商业

《成都交子·汇通天下》。 萧继东 陈登木 画

“北宋交子旧版拓存”。 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蜀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非遗传人张安秋用传统古法制作郫县豆瓣。

□明戈/文

不久前，成都本土上市公司新易盛总市值达到4015亿元，创造了成都本地企业市值榜的新历史。百利天恒、通威股份紧随其后，跻身千亿阵营。成都上市公司市值榜首次迎来三家千亿企业。

三家千亿企业诞生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下成都商业的繁华与商业氛围的浓厚。事实上古代巴蜀地区的商业也充满活力，从先秦到明清，成都作为“天府之国”，孕育了许多影响全国的头部“独角兽”商号以及载入史册的大商人。这些商号、商人不仅在成都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还在世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古与今，成都商业2000多年的繁荣与昌盛，成为了这座城市2000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的底蕴与底气所在。

先秦 巴寡妇清和她的丹砂“商业帝国”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在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个垄断全国朱砂生产和经营的庞大商业企业，掌门人就是被司马迁写入《史记·货殖列传》的商业奇女子巴寡妇清。

巴清是秦惠文王时期巴蜀人，生卒年不详。巴清年轻时嫁给经营朱砂矿的一富商子弟，丈夫去世后她决定不再嫁人，独自承担起经营家族朱砂的生意，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魄力的。巴清经营的主要产业是朱砂，朱砂又称辰砂、丹砂、赤丹、汞砂，在古代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手工业原料。朱砂既可以用作染料染制衣物，又可以涂刷器物或调制成红色颜料，用作写字或绘画，因为其颜色鲜艳夺目，因此也成了达官贵人甚至皇家王室争相购买的紧俏商品。古代皇帝用朱砂的红色粉末调成红墨水书写批文，这就是“朱批”一词的由来。由于朱砂的用途非常广泛，特别在炼丹求仙盛行的秦朝，社会对丹砂的需求量大。

巴清执掌朱砂生意时，凭借着勤奋、诚信和公道，一步一步将家族的朱砂产业做大做强。在商业运作上，巴清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将商品从险峻的蜀道运送到了中原，为巴蜀商业打开了重要的销售通道，其生产的朱砂以及水银等商品行销各国，名声大噪。经过多年耕耘，巴清的朱砂产业已是天下公认的“独角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正因此，巴清累积了巨额的财富，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巴清已是富可敌国，是名副其实的“丹砂女王”。

据史料记载，巴清在经营丹砂获得巨大财富后，乐善好施，时常以财物接济穷人，在巴蜀各地修桥筑路，解决乡亲们出行难的问题，因此广受民众敬重。这种以财富造福社会的理念和行为，让巴清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地位超越了普通的商贾。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她毅然挺身而出，奉献家财，资助秦国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秦国能够灭六国统一天下，背后离不开以巴清为代表的巴蜀人民给予的鼎力支持。此外，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也曾大规模修筑秦长城，巴清又倾力支持。

秦始皇对这位巴蜀“独角兽”商业的掌舵人心存感激，不仅对巴清非常礼遇，还为她筑“女怀清台”，旌表其德业。这是秦始皇对她的极高褒赏，秦始皇生前对女性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仅此一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秦皇帝以贞妇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巴清的故事和传闻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她也成了巴蜀之地的传奇女性之一。

巴清的朱砂帝国足以证明早在先秦时期，巴蜀商业就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在此地诞生的“独角兽”商业在中国大一统的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汉三国 冶铁与蜀锦独步天下

两汉三国时期，巴蜀之地的商业继续蓬勃发展。西汉时期的临邛（今成都邛崃市），是全国著名的盐铁中心，在封建社会盐铁一直是国家级的战略物资，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与超然。西汉时巴蜀最著名的盐铁巨头代表有两位，其一是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另一位则是汉文帝的宠臣邓通。

卓王孙的祖籍在赵国（现今河北邯郸），卓氏世代以冶铁为业，靠冶铁致富，成为当地的豪富之家。秦灭六国后，卓氏一家从赵地迁居蜀地临邛。卓王孙家族世代冶铁，掌握了许多先进技术，如独特的“连铸法”等，生产效率比官营作坊高出不少，那些民间的土炉子更是没法和他们竞争。卓氏把先进的冶铁技术带到蜀地，又通过“铁山鼓铸”的方式，成功地建立起卓氏冶铁企业。

到西汉卓王孙掌控冶铁企业时，时逢汉文帝推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经济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主要内容包括开放水陆交通要道和解除对山林川泽的禁令。卓王孙抓住机会，与汉文帝的宠臣邓通携手合作，邓通凭借铜山资源，而卓王孙则运用其冶铁技术，双方共同发展，实现了商业成功，卓、邓两家也成为名闻天下的豪富之家。

卓氏冶铁生产的铁制产品不仅在蜀地受到欢迎，更远销滇黔。卓氏家族还推动了铁制农具在巴蜀地区农业上的广泛应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不仅加速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也为巴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等各个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卓王孙家的冶铁产业在巅峰时期控制全国近三成的铁器供应，成为汉代四川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同样在汉代，名闻天下的蜀锦蜀绣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成都商业、文化、艺术领域一张影响世界的城市名片。2012年的夏天，在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一座西汉时期的墓穴中出土了四台提花织机，这不仅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提花织机，同时也见证了汉代时成都蜀锦蜀绣产业的发达与兴盛。关于这一点，汉代辞赋大家扬雄在《蜀都赋》里写下了“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等文字，记录下了2000年前成都商业的锦绣盛况。

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出土的织锦护臂，据专家考证，就是汉代成都生产的蜀锦，上面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汉字，展现出汉代蜀锦织造技艺已非常成熟，同时也印证了成都蜀锦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行销国外的史实。织锦护臂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成都虽地处中国西南崇山环绕之间，却从来不闭塞孤立，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已经开辟出了商品出口的国际大通道，蜀身毒道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身毒是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从成都生产的商品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云南、缅甸再向西进入印度。之后再以印度为中转站，继续走向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这与张骞出使西域时，在中亚地区看到邛竹杖的史实可以相互印证。

事实上，成都一直都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它既是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生产中心之一，亦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以蜀锦蜀绣为代表的“成都造”商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紧俏货，其定位也非常高端，利润丰厚。也正因为蜀锦蜀绣的畅销，汉代的成都不仅筑造起了“锦官城”，还专门设立了“锦官”来管理蜀地的丝绸织造业。如今成都的百花潭公园一带，则是旧时锦官城之所在，这里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之一。

杜甫有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三国时期，蜀锦织造已成为蜀国的重要财政来源，诸葛亮十分注重农桑，他在北征时上书刘后主：“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也在成都设“锦官”管理织锦产业，并对其倾注了更多资源，使成都的蜀锦生产和技艺都有了很大发展，使之成为蜀汉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宋代 金融交子与雕版印刷术

唐宋时期，成都的商贸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因此也赢得了“扬一益二”的美誉。唐宋时的成都，逐渐形成了每月以季节物产为主题的大型集市活动，时称“十二月市”。如此繁忙的集市贸易，自然需要货币。宋时朝廷规定四川地区交易只能用铁钱，这就给成都的商业发展带来了阻碍。据史料记载，铁钱体重大而币值低。北宋时，1000枚铁钱约重25斤，买一匹绢要近100斤铁钱。

一般人到集市交易，肩头背个“钱搭子”，装上一二十斤铁钱，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民间贸易尚且如此，交易量更大的头部商户更是为此而发愁。宋代成都是茶马古道上的商业重镇，盐铁、茶叶、粮食等物资都要经此地往返交易，繁华的商业与不便的铁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一般等价物的缺位，迫使成都的大商户在很多时候只有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来做生意。

在此背景下，成都的商户们反复探索、积极尝试，努力寻找出一种轻便、快捷、可靠的一般等价物来代替铁钱，用于大宗商品的交易。大约在宋真宗景德年间，成都的16家商户集中在一起，联合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交子，史称“私交子”，这是一种纸质的信用货币，用于代替铁钱进行大宗货物交易。成都的16家商号以财力和信用担保，出具一种相互承认，相互可兑换的纸质票据。而作为成都16家商号的代表人物，王昌懿则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关于私交子相关的史料记载并不算太丰富，但可以合理推断的是，当时联合发布私交子的商号，都是成都的头部企业，在本地甚至全国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随着私交子使用的频繁以及范围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引起了朝廷对交子的重视，朝廷派官员对交子进行整顿和管理。时任益州知州的张咏，首先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将不守信用的不法商号剔除出去，专由王昌懿等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北宋天圣元年，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次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交子正式成为官方货币。此后，中国的货币进入到了纸币与金属货币混合使用的新时代，此后宋代的会子，元代的交钞、宝钞等皆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诞生的。

纸币的流通，最重要的保障技术之一就是防伪。而交子上的防伪技术，则离不开成都发达的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术作为技术支撑。

造纸产业和雕版印刷产业在唐宋时已经成为成都享誉全国的“独角兽”产业。特别是宋代以后，成都已经成为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之一，有着“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宋代成都的雕版印刷技术精湛，宋版书字体端庄，刀法熟练，墨色光洁，印刷清朗，让人赏心悦目，对后世及世界印刷术的发展影响很大。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印全部《大藏经》，历时12年，刻板13万块，印成书籍计1076部，每部5048卷，堪称雕版印刷的壮举。

也正是因为唐宋时成都造纸以及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从目前遗存于世的宋代交子图（存疑）上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纸币不仅采用了特殊的“楮纸”，而且还有花押以及繁复的防伪图案，从防伪技术上来看，已经与现代纸币非常接近了。

交子作为世界货币史上第一张纸币，不仅显示出了成都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同时也足以显示成都商业之繁华，甚至衍生出了金融产业的雏形。而成都雕版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文化典故，如雕版印刷，其雕版版材古人一般选用梓木，因此后人称刻版为“刻梓”。今天书籍印刷，人们还习惯称为“付梓”，其影响可见一斑。

明清 “川菜之魂”让川菜走向世界

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两次战乱，使得四川人口锐减，经济与商业也受到了重创，甚至不得不依靠外地移民来补充人口，恢复民力，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当属清代前中期的“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汇入，让四川的文化更加多元，也在原有基础上诞生了更多彩的商业元素，美食产业就是其中之一。

“吃在中国，味在四川”，如今的川菜早已经走出四川，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成为成都最具知名度的城市名片。而现代川菜的起源，则源于“湖广填四川”过程中移民们的创造，其中的代表之作，正是有着“川菜之魂”美誉的郫县豆瓣。

郫县豆瓣的诞生，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祖籍福建的陈守信祖上陈氏一族从福建汀州迁徙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在迁徙的途中，陈氏携带的干粮蚕豆（四川人称其为胡豆）因雨天受潮而发霉，难以食用，丢掉又可惜了。无奈之下陈氏将发了霉的蚕豆晒干，和着辣椒、盐巴一起拌着吃，没想到竟成了一道佐餐的美味。

辣椒是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的，因为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四川人称其为“海椒”。这在明朝高濂撰写的《遵生八笺》有记载：“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这漂洋过海而来的辣椒不经意间和四川的蚕豆相遇碰撞出美味的火花，最后成了四川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美食。

陈氏族人定居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后，便在郫县开设了酱园铺，开始售卖郫县豆瓣。清咸丰三年（1853年），陈氏后人陈守信在郫县南街开设了“益丰和酱园”，并研究改进郫县豆瓣酿制生产工艺，从而奠定了郫县豆瓣的基础。其后“益丰和”经过几代人的研制和改进酿造工艺，以双流牧马山产的二荆条辣椒与本地蚕豆为主要原料，经“翻、晒、露”等十余道工序精心酿制成的郫县豆瓣最为正宗，形成了“辣味重、红油润、回味甜”的独特风味。这种风味不仅为川菜增添了醇厚的香辣口感，更成川菜烹饪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调料。

现如今，川菜遍布全球，到哪里都能嗅到麻辣鲜香的川味——回锅肉、麻婆豆腐、豆瓣鱼、夫妻肺片等，不胜枚举。这些川菜，哪一个离得开郫县豆瓣的居中调和？遍布巴蜀地区的火锅和串串，哪个锅中不是有郫县豆瓣打底？

最早走出国门的成都老字号酒楼荣乐园，到美国开了一家荣乐园酒楼，第一次让美国人品尝到川菜的美味。麻婆豆腐在日本连锁店无数，至今仍以使用郫县豆瓣为正宗，其美味令日本人赞不绝口。张大千的川菜厨师开在美国唐人街的“青城山川菜馆”，来的不仅是华人，那些外国友人也常常被郫县豆瓣烹饪出来的麻辣鲜香吸引，吃了还想再吃……

川菜凭借着“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点，从中国的各大菜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各国接受度最高的中国美食代表，也在美食界留下了“成都人为天下做菜”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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