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增35.6%！就业市场巨变

你一定发现了。

这两年，送外卖的女骑手越来越多。

2022-2024年，仅仅美团一个平台，女性骑手数量从51.7万飙升至70.1万，35.6%的增速足足是行业整体（19.3%）的1.8倍。

以前10个外卖员里最多一个女生，现在每增加100个外卖员就有35个女生。

2025年，全国外卖骑手总数约1400万人，其中女性占比已高达24.3%。

不仅仅是外卖行业，网约车女司机也多得离谱。

滴滴的数据，2023年女司机才60万，2024年就超过105万，暴增了75%。

今年只多不少。

快递行业也差不多。2024年全国女性快递员数量已超过105万人，比2023年多45万人。

同样的，今年只会多不会更少。

按理来说，送外卖、送快递、跑滴滴，这类铁人三项的工作并不适合女性。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体力跟不上，大多数人宁愿当个服务员、进流水线计件，少赚点也不会来拼命。

但在现实面前，理论是可以失效的。

01

相似而不相同

80年代，日本人集体做了一场美梦。

在那个梦里，消费是一种美德，攀比是一种高尚。

工资永远涨、股票永远涨、房价永远涨……永远不会失业。

彼时彼刻，每年都有几百家企业因“人手不足”倒闭。

每个大学生刚刚毕业，平均都会收到2.86份offer。

无论男女、不需要有经验，只要你来上班，一切都好说。

在到处缺人的就业环境中，大量日本女性步入职场成为白领，很容易就能实现经济独立。

但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泡沫骤裂，日本大量企业倒闭，存活下来的也不得不掀起裁员潮。

倒闭的不用说，所有职工都没了着落。

裁员的，裁谁呢？

不用说，肯定优先裁大量基层的女员工。

其一，女人有产假，是额外的负担；其二，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女人客观上不如男性；其三，女员工大多从事文员、客服之类的辅助岗位，很少处于核心技术岗的大动脉上。

招聘也是同理。

做企业不是搞慈善，当蛋糕不够分的时候，基层女性确实更容易被就业市场淘汰。

看下图，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滑，女性失业率从1990年的2.1%飙升至2002年的4.9%。

直到2013年安倍晋三鼓励女性就业后，才开始反转。

失去体面工作的女性劳动力，最终去哪了？

因为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是世界第三，相当富裕，所以大多数家庭即便遭遇失业危机，也有足够的积蓄去应对。

有家庭的，基本都回归了家庭主妇的角色。

没家庭的，大部分则去打零工。

1990-2010年，临时工占女性就业者比例从20%增长至40%。

但打零工毕竟收入低且不稳定，导致相当一部分女性选择进入颜色行业快速变现。

仅小电影这个领域……

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1989-2010年，19-29岁注册女优的比例从约0.5%（每200人1名）激增至2%（每50人1名）。

很显然，此时此刻的中国居民，远远没有当时的日本人富有。

绝大多数家庭，一旦妻子失去工作，仅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很难养家糊口。

所以在面对相似的环境时，呈现出了很大反差。

首先，除了公司倒闭的，不同于日本女性因为性别差异被挤出市场，中国女性主要是被智能设备所淘汰。

据郑州某站点的统计：2024年新增女骑手中，42%是因为原单位倒闭，38%是因为岗位被智能设备替代。

大头是服务业，贡献了50.8%的女骑手。

餐厅扫码点餐干掉了23%的服务员岗位，超市自助收银让收银员需求下降31%，45.5%的清洁工、家政阿姨被扫地机器人淘汰……

其次是制造业的流水线。

19.8%的女骑手曾在工厂流水线上班，长三角某电子厂女工转骑手的比例在2024年达到17%。

因为工厂搬到东南亚后，她们既没学历又没技术，只能“用电动车代替流水线”。

更扎心的是教培、地产行业，2023年裁员中女性占比58%，35岁以上的中年女性再就业成功率不足20%。

而外卖行业“3天培训上岗”的低门槛几乎成了她们唯一的选择。

其次，我们不是大多数回归家庭主妇、少数打零工，而是反过来。

送外卖、送快递、跑滴滴，说白了，都属于是打零工。

根据社科院绘制的“骑手画像”：

女性骑手平均年龄37岁，85%已婚，96.6%已育，72.8%要养未成年孩子。

平均年龄还比男骑手大5岁！

她们的丈夫平均年龄应该接近40岁，早就过了35岁“那到坎”。

当家里的支柱面临降薪、裁员的困境时，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母亲，不得不用电动车轮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

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02

现实的难题

腾讯网的调研，超六成女骑手月收入不足5000元，单价5元以下的订单占比高达44.38%，而男性骑手同类低价单占比仅29.7%。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单单是因为年龄大、体力不够，更重要的是因为要接送孩子，只能承接家附近的订单。

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本身就是“伪命题”，对于不富裕的家庭更是如此。

还是社科院的数据，85%的已婚女骑手需承担70%以上的家务劳动，这意味着她们要在“接单-送娃-做饭”的循环中连轴转。

72%女骑手选择兼职，每天工作6小时：早7点送孩子上学，8点开始接单，下午4点停工接娃，晚上8点再跑2小时夜宵单。

从行业角度看，这种兼职属性确实满足了市场的“潮汐式需求”，完美匹配“早高峰早餐、午高峰餐饮、夜高峰夜宵”的订单曲线。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适配性。

2025年美团午间11-13点订单中，女骑手承接占比达31%，比男性骑手高出8%；晚8-10点的母婴用品、药品等应急订单中，女骑手接单量增速达47%。

但她们虽然匹配了行业需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

如果说体力透支是明伤，那权益缺失就是“暗疾”。

主要是算法牢笼下的安全危机。

尽管外卖平台宣称取消超时扣款，但新的“积分制”仍在变相施压：跑1000单仅允许3单超时，超时未投诉才免责的规则，迫使骑手继续与时间赛跑。

女骑手因体力劣势，闯红灯、逆行等危险行为发生率虽低于男性，却面临更隐蔽的风险。

夜间配送时，女性遭遇骚扰、抢劫的概率是男性的2-3倍，平均年龄37岁的女骑手的工伤率比29岁的男骑手高19%，其中37%的事故发生在接娃前的“赶工时段”。

为了准时接孩子，她们往往压缩送餐间隙的休息时间，反应速度下降导致碰撞风险飙升。

而冒着这些风险，作为众包骑手，92%的女骑手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参保率不足15%。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意外，她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工伤赔偿。

更残酷的是年龄上的限制。

平均年龄37岁，意味着她们的职业寿命只有短短8年。

对于45岁以上的超龄骑手，平台一般要么强制清退，要么要求转岗至后勤。

2025年的数据是，45岁以上女骑手转岗后勤后，平均月收入跌至2900元，导致该群体年流失率高达76%。

针对这种情况，部分地区已经在做出努力。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于2025年10月落地。

明确要求平台“算法设计需考虑女性生理特点”，倒逼美团、饿了么紧急调整规则：超时积分制对孕期骑手放宽至“1000单允许8单超时”，部分城市试点“生理期弹性考勤”，允许每月申请3天“无责少接单”。

这种做法看上去不错，但其实在降低女骑手作为劳动力的价值。

兼职骑手的流动性，本来就是全职骑手的2.1倍。

据某平台的数据，女骑手平均在职时长仅8.3个月，比男性短3.7个月。

这种“快进快出”迫使平台每月花在新人培训上的成本增加2300万元，相当于单均成本上升0.15元。

女骑手的培训成本本身就比男骑手高，现在还要专门为她们提供优待……

还是那句话，企业不是做慈善的。

肯定没人会反对这样的设计，但愿意雇佣女骑手的平台，也必然会减少。

当蛋糕越来越不够分的时候，基层女性会更容易被就业市场淘汰，即便你只是想送个外卖。

03

尾声

当QuestMobile的数据显示，每4个骑手中就有1位女性，当滴滴女司机一年增长75%，大众看到的绝对不是“职业性别边界模糊”的浪漫叙事，而是2亿灵活就业者中43%女性的生存策略。

这不是“选出来的路”，而是“挤出来的缝”。

消费市场的扩张与下沉需要更多廉价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挤压迫使基层女性转型，平台经济的灵活特性提供了出口，但这三股力量并未织就保障网，反而形成了风险漏斗。

这背后，有科技进步的红利，有技术替代的阵痛，更有中年妇女在家庭与生存间的精准平衡，以及平衡背后的妥协。

她们用电动车轮丈量出的，既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社会温度，也是亟待填补的保障缺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