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发海 | 回忆1943年荆门山区离奇疫情

1949年解放前以及解放初期，我先后在荆门、钟祥两县和沙洋（曾经设过市）生活工作，当时除钟祥有英国教会所办一座正规医院外（即现在的钟祥市人民医院，建于1908年，前身为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医院，时称“普爱医院”，是钟祥历史上第一所医院，是当时周围各县市唯一的医院，名声很大），各县（市）及其所辖乡镇（联保公所），均无现在遍布城乡的卫生网点，更别说现代医院了。

现在的荆门中心医院(原荆门县人民医院)，应该是1952年或1953年由北山游击支队卫生队改建而来的，当时设在东门桥山边。现在的沙洋县人民医院，是1953年在国民党起义校级医官孔某某诊所的基础改建成立的。

当时城镇普遍只有少量传统中医“药铺”，乡下仅有采药的药农。富人患病大多数都会请道士做斋、送鬼接神，即将道士请到家好好招待，在客厅神柜前（过去每家都在主客厅安放神柜，主要用来供奉祭祖祖先和神仙牌位及供品）烧香点蜡念经，同时在病人面前挥舞令牌，驱魔作法。

穷人患病只能请巫婆神汉送鬼接神，或打碎瓷碗扎瓷针。所谓巫婆神汉送鬼，是用一个小碗里面装满米或面，用筷子将米面抹平，再用手巾包着，在病人面前来回摇晃几下，然后取下手巾看米面缺损情况，以此来辨识是哪个方向、何种鬼魂附了体，最后选择相应的香和纸钱，虔诚地焚烧，敬拜阴间专管的鬼神。有的巫婆神汉还用三支筷子和一碗水，将筷子打湿了在碗中，边立筷子边念鬼神的名字，念到谁的名字筷子立稳了，就认定是哪个鬼神附了体，就去给谁敬香烧钱纸。

所谓扎瓷针是将细瓷碗打碎，选择最尖锐的碎片扎病人舌头下的血管放血，类似早先西方的放血疗法，或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1938年，侵华日军轰炸荆门。父亲只得带领全家人逃离城里的家，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幺妹和被子行李，一头挑着餐具等杂物，母亲、哥哥、我和大妹各自背着自己的衣物，无目的地流浪在石莲、安团、西河、栗溪一带。最后流浪到周集的吴家湾（现漳河界山村），幸好一路平安无大病。

到吴家湾后，生活无着落，只得在收割季节捡田野里农户撒落的稻谷、麦子，或采集野菜、树叶度日。

大约1943年夏天，父亲带着哥哥去当阳河溶镇贩李子到周集卖。在回到周集途中，遇见从树林里窜出的匪兵搜身，因身无分文，匪兵一无所获，边脚踢父亲边骂道：“你个穷鬼，滚！”

岂料匪兵一脚踢进了父亲烂长布衫的破洞，被绊倒在地。匪兵恼怒起身，用枪托将父亲一顿毒打。父亲肩扛的李子滚落一地，回家就吐血、屙血，拖了没多久，和幺妹一起病饿而死。

父亲死后，母亲只得将11岁的我和13岁的哥哥送人当放牛娃。

记得就在1943年的一个大热天中午，天气闷热难忍，哥哥和我躲进一栋闲置的农舍避暑。刚一进屋，只见一支非常好看的玻璃瓶。我正想捡来玩时，我们全身突然就爬满了跳蚤，成了两人“黑人”，咬得疼痛难忍。哥哥说，快跟我跑。我们一起跑到门口小堰塘前，先后汆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我们冒出水面一看，周围成了一片“黑水”。

哥哥说，到大堰塘去。我们立马又去大堰塘，汆入水中，直到感到再无跳蚤咬人，才起身回家。当时，二人全身起满了“红疙瘩“，疼痛难忍。

两三天以后，我们都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开始冷得发抖，接发高烧，全身通红，疼痛难受。哥哥每日来一场，我隔两日来一场。哥哥一年多就痊愈了，我过了两年多才好。

我和哥哥染病后不到半月，当地村民普遍感染此病。当年农历9月，母亲也突发急病，牛老板分别将我和哥哥找回说：“快回去，你妈妈得了急病。”

我们急忙回到家中，只见妈妈全身乌黑，已经不能说话，隔壁姜婆婆正在给妈妈扎瓷针和送鬼接神，就在妈妈舌头下的血管扎瓷针放血；同时还在收鬼，说是东方鬼魂附了体，让我们朝着荆门方向烧了几注香和一些纸钱，并双手合掌，十分郑重地拜了几拜。

同住一个大屋的雇农吴邦本非常关心，要我和哥哥去三里以外的挖药的张老头家里去抓药。我和哥哥赶忙前去，张老头说：“山上药都让人挖光了，现在已经没有药了。”我们只得空手而归。

吴邦本说：“药渣可能有用。”劝我们去“十字路口”扫人家扔掉的药渣。我和哥哥分南北两路，从土路上扫回很多带着草木屑和泥土的药渣，拿到堰塘里简单淘洗了一下，加水煎煮后递给妈妈喝了。

奇怪，不知药渣有效，还是老天开恩，妈妈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好了。

回头想想，那空置的农舍一共五间，后面并列三间，前面两边各一间。日军马队日前在后排靠南的一间房顶曾下过瓦，还将我们拉去帮助传瓦。那时农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漂亮的玻璃瓶，应该是日军投放细菌时丢弃的容器。

我记忆中当时本地基本没有什么传染病，这以后疟疾、伤寒、霍乱等多种传染疾病普遍流行，个人推测应该是日军投放细菌病毒所致。

2025年11月6日于荆门

作者林发海老人

【作者简介】林发海，湖北荆门人，1932年2月1日出生，1948年8月参加工作，1955年2月入党，退休前任荆门沙洋县沙洋镇人大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