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伊朗权力核心人物对美伊关系的独特见解

悔恨的禁忌：伊朗人对1979年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的反思

译者提醒：本文译自MEI——美国中东研究所。该智库对伊朗持强硬批评态度，可能引起部分读者不适，请谨慎阅读。文末有该智库简介。

图源：贝赫鲁兹·梅赫里／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阿里·阿克巴尔·纳特格-努里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中的“常驻家具”：他曾任政府部长、议会议长、总统候选人、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顾问，也是该国保守派宗教建制派的标志性人物。

这位81岁的马赞达兰省（位于里海沿岸）老人，极少有人像他这样深度嵌入伊朗伊斯兰政治体系的基因之中。正因如此，他最近一次看似温和、近乎学术性的发言，在德黑兰却如炸弹般引爆。

“占领美国大使馆［1979年11月4日］是一个重大错误，”他今年10月对《伊朗生态》（Eco Iran）表示，“我们许多麻烦都由此开始。” 对一个以1979年革命神圣性为立国根基的政权而言，这已不止是个人观点，而是对教条的公然背离。

重新审视“第二次革命”

纳特格-努里的论点基于两点简单逻辑。首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具有情报功能；美国驻德黑兰外交机构也不例外。他说，以反间谍为名占领它，是一种不必要且鲁莽的行为。

其次，他认为伊朗革命者长达444天的占领行动必然招致报复：资产冻结、外交断绝，以及由此形成的持久敌意，最终重塑了伊朗在全球的孤立处境。

他并未将这一批评表述为背叛信仰，而是作为一种自我诊断——承认早期革命者受激情与经验不足驱使，误将即兴之举当作战略。

对于一位四十年来始终身处权力核心圈的人物而言，这是罕见的坦诚时刻。

纳特格-努里更深层的信息在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失误并非命运使然，而是人为选择——该国与美国的永久对抗并非不可避免，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终有一天也可能被逆转。

忠诚的体制内人

称纳特格-努里“反政权”实属荒谬。他是伊斯兰革命第一代的产物：自1960年起便是革命精神领袖、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鲁霍拉·霍梅尼的门徒；巴列维国王时期曾入狱；是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伊斯兰协同会”（Motalefeh）的早期成员；后来更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官僚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作为霍梅尼在多个国家机构的代表、两伊战争期间的内政部长、五届议会（Majlis，伊朗国民议会）议员及两届议长，他本人就是体制延续性的化身。多年来，他主管最高领袖的监察办公室，并担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伊朗体制内最高仲裁机构）委员。

在政治立场上，他长期代表“传统右翼”：信仰上保守，性格上偏官僚，实践中务实。

即便步入晚年，他仍主张采取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加强制度约束、改善公共话语氛围。这样的履历使强硬派难以将他污名化为隐藏的自由派或亲西方人士。正因他的批评来自体制内部而非外部，才更具颠覆性。

反弹浪潮

反应迅速而协调。作为政权意识形态旗舰的《凯扬报》（Kayhan）称其言论“不科学”且“不合逻辑”。

该报主编侯赛因·沙里亚特马达里在文章中指责他无视所谓“间谍窝”文件——这些据称是从使馆缴获并复原的电报，证明美国大使馆实为中央情报局（CIA，美国主要对外情报机构）策划政变与破坏新生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中心。“以他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实，”沙里亚特马达里写道。

其他人则采取更具人身攻击色彩的语气。

声名显赫的强硬派教士艾哈迈德·阿拉莫勒霍达（周五聚礼领祷人中的重量级人物）在讲坛上质问那些声称占领使馆导致伊朗困境的人：“你们当时不在场吗？难道没看到1963到1979年间美国人干了些什么？” 议会议员阿巴斯·穆克塔达埃称纳特格-努里的观点是“年老健忘的产物”。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资深强硬派成员、前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则在X平台（原推特）上表示：“伊朗人民几十年前就明白，美国大使馆是一个颠覆基地。”

《凯扬报》及其盟友将这场争论重新定义为关于“坚定性”的考验。他们认为，偏离官方叙事即意味着“za’f”（软弱）——这正是哈梅内伊长期以来警告会摧毁革命的品质。

承认1979年的行动有误，不仅会玷污一个奠基性神话，更会动摇过去46年“抵抗”、经济忍耐与安全化统治的逻辑基础。因此，他们反复引用哈梅内伊本人今年多次重申的话：“占领大使馆是革命最出色的行动之一。”

愤怒背后的现实

这场愤怒与其说关乎过去，不如说关乎当下。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及美国爆发为期12天的战争，这场冲突检验了伊朗的威慑力，也暴露了其脆弱性，使伊斯兰共和国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时刻。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革命的神圣篇章显得尤为危险。

倘若连体制内人士都开始将这些行为称为“错误”，整个系统的智识支柱便会动摇。数十年来，占领美国大使馆一直象征着革命反抗的正当性，以及“抵抗”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质疑它，等于撬动整个事业的逻辑根基。

一旦承认那是一次战略误判，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后来在黎巴嫩、伊拉克的介入，或在核问题上的边缘政策，是否也是判断失误？

与华盛顿的关系——长期被道德绝对主义冻结——是否可在务实基础上重新考量？

正是这种辩论的幽灵，解释了为何《凯扬报》坚称美国对伊朗的敌意早于1979年，为何激进教士不断重复“美国仍是大撒旦”，以及为何异议者被贴上“软弱”或“老年痴呆”的标签。

这场斗争并非关于历史，而是通过掌控叙事来确保政治生存。

反思的逆流

然而，并非德黑兰权力结构中的所有人都将反思视为背叛。

改革派和中间派媒体如《哈姆米汉报》（Ham-Mihan）和《信心报》（Etemad），以及温和保守派人士如穆罕默德·莫哈杰里和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希，都为纳特格-努里重新评估历史的权利辩护。

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四十多年过去了，伊朗必须权衡成本与收益，而非一味背诵口号。

身为原则主义派（即强硬派）的莫哈杰里写道，人们或许不同意纳特格-努里的判断，但仍应钦佩其勇气。“即使他错了，”文章继续道，“也不该遭受侮辱。”

卡尔巴希则提醒读者，包括穆尔塔扎·穆塔哈里和穆罕默德·礼萨·马赫达维-卡尼在内的多位高级教士当年就曾警告不要占领外交财产。“并非只有努里一人，”他指出，“认为此举危险；许多人当时也这么想，只是保持沉默。”

民族发展党成员阿巴斯·穆萨伊称努里的言论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的理性评估”。

他在Instagram帖子中指出，强硬派将1979年神圣化的做法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僵化——拒绝适应变化的现实。“一些当年参与占领使馆的学生，”他强调，“如今已表示后悔。为何他人就不能进行反思？”

超越努里：共识出现裂痕

纳特格-努里的言论并非孤例，而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体制内重量级人物正打破一度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忌。仅在今年秋天，前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礼萨·巴胡纳尔就宣称“强制头巾并非法律义务”，引发教士阶层强烈愤慨。

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拒绝出席美国主导的沙姆沙伊赫停火峰会，也遭到温和派批评，后者认为即便不承认以色列，伊朗也应参与外交接触。

无论是占领使馆、强制头巾还是外交孤立，这些议题背后共同的线索，是体制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场代际清算。那些亲手缔造伊斯兰共和国的老兵们，如今开始质疑其建国信条是否仍有利于政权存续。

对统治精英而言，这既是警示，也是机遇。警示在于：压制异见记忆只会加深国家与其自身历史守护者之间的疏离。机遇在于：承认错误并不等于否定革命，而是更新其逻辑以求持久。

为纳特格-努里辩护者将其言论视为现实主义而非异端。他们认为，革命早期的过激行为源于青年热血与激情，而非神谕。

从中汲取教训，只会强化而非削弱伊斯兰共和国。按此逻辑，承认战略失误——无论是占领使馆还是孤立政策——并非背叛1979年独立与尊严的理想，而是根据当下条件对其进行再校准。

他们指向新的地区格局：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指以色列与若干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可能进一步扩展、伊朗在多边外交中参与有限、经济疲态显现，以及民众对长期动员状态的厌倦。

“抵抗”不能永远替代治国之道。在此背景下，纳特格-努里的反思是一种生存本能，提醒人们：意识形态的僵化，而非外国阴谋，可能构成更长远的威胁。

因此，围绕纳特格-努里近期言论的争议，暴露出伊朗权力结构中一条更深层的断层线：并非改革派或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对立，而是战略家与绝对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前者——务实的教士、官僚和老兵——认为政权延续依赖于适应；后者——媒体喉舌、安全鹰派和意识形态教士——则坚持延续依赖于纯洁性。两派都声称捍卫革命，却对“生存”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

对绝对主义者而言，生存意味着毫不妥协的对抗，哪怕代价是孤立。对战略家而言，生存要求重新校准，承认昔日某些所谓胜利，如今已成为负担。

正因如此，一位老革命者的一句简单话语，竟能引发全国性辩论——因为它质疑的不仅是1979年那个决定命运的行动，更是2025年仍要求人们捍卫同一行动的逻辑。

译自：MEI

日期：2025年11月3日

原作：亚历克斯·瓦坦卡(Alex Vatanka)——华盛顿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