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骈文地名书写及其三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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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庾信为六朝后期的杰出骈文家，其技巧源于前人，而又熔铸锤炼，自成一体，堪称集大成式的俪体宗师。研读庾信骈文，赫然可见多有地名穿插其中，颇显别具一格，实际上却反映出六朝骈文创作中的一种风气。寻绎诸地名入文之用意，则包括实指、虚拟和介于实虚两者之间三种类型。结合庾信各体骈文撰作的实际，可推究其地名书写实含三重意蕴：基本遵从地名本义，实写某个或多个地点，完成叙事或抒情达意；完全脱离地名原义，以虚拟之法营造作品情境，服务于内容表达而象征寄意；在一定程度上沿袭本义，但又未拘泥，含义较灵活。庾信骈文中的地名书写既有助于抒情造境，提升表达效果，又可促成精巧对偶、恰切用事及谐和声律，增强美学功能。

关键词：庾信骈文 地名书写 三重意蕴

当前学界关于地名的研究，多集中于专门地名学及地理、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而从文学角度探讨地名含义及功用者极少见。至于骈文中的地名研究，就笔者目之所及，更是无人关注。然而，经研读庾信多篇骈文，发现其地名嵌入频率较高。这种现象显然绝非偶然，应事出有因，作者究竟用意何在，不能不引发重视和深思。论者阐释古诗中的地名时说：“从表面上看，地名泛用是一种习气，实则是六朝隋唐文人遣词造句的一个规律，牵涉到文学创作中的人地关系，作家对创作的态度，诗人反映生活的方式，涉及几个诗歌创作原理，理当将其提升到古典诗学高度，去追溯其起源发展演变之迹，指出其文学意义，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且地名泛用还不是孤立的，在六朝隋唐诗中，常和人名、事名、数字、典故的泛用结合，从而形成一个中古文人概括生活、提炼词汇的基本套路。”此虽就诗歌中的地名而论，实亦同样适用于骈文中的地名。庾信为六朝俪体集大成者，足以代表其时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亦可反映六朝骈文的创作风气。今观其作，地名书写几乎成为一大特点，其形成方式、类型及文学意蕴皆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庾信之前文学中的地名特征及其演进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名书写起源甚早，厥后则渐臻于勃兴。自上古神话至《尚书》《诗经》《楚辞》，再到后世赋、诗、散文、骈文等，地名俱屡见不鲜。作品中的地名融入非但广泛分布于各种文体中，而且就某一种文体而言，也不拘泥于一种题材，而是散见于多种具体题材中。如赋体中地名运用之广即颇具代表性。兹以《文选》“赋”体所选作品为主，辅以各家文集中未入《文选》之赋作，稍做说明。自汉晋至南朝诸赋，如纪行、志、京都、畋猎、江海等题材，皆多有地名罗织其中，它对某些题材辞赋名篇的问世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论及作品中诸地名之成因，则或据实以成（实写），或虚拟而就（虚写或借用），其含义所指亦或实或虚，需具体分析，方得其真意。如“纪行”类班彪《北征赋》：“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运用一连串地名叙写自己的行迹，所写与实际基本相符，诸地名忠实于原义，属于实写。辞赋虚写地名以叙事达意之例较多，如“志”类张衡《思玄赋》之“蓬莱”“瀛洲”“扶桑”等。该赋借鉴楚辞的比兴之法融以地名叙写神游的历程，明显带有《远游》《离骚》的痕迹。又，其《髑髅赋》之“九野”“八方”“赤野”“幽乡”“昧谷”“扶桑”，虚写六个地名，极言神游空间之广阔遥远。至于京都、畋猎二种题材，赋家铺排众多地名，意在夸饰都城区域开阔、苑囿面积广大，其地名不拘于本义，多为虚拟借用，充其量就是一个空间范围或地理区域。多数辞赋中虚拟地名是仅借其名而不顾其原义，赋家意在借助想象肆意铺陈描写，却不着意于抒情述志，与后世的象征寄意并不等同。如“江海”类木华《海赋》：“南澰朱崖，北洒天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延续汉赋重视铺排、比物连类的传统，将地名按方位排列，极尽铺陈夸饰、饾饤堆砌辞藻之能事。其言水势之大、水域之广，杂以四个地名，纯以虚笔和盘托出。与其说是地名，毋宁说是地理范围更恰当。

继先秦两汉各体文学常用地名之后，魏晋南朝骈文中的地名也不少，整体来看，其使用频率伴随着骈文发展基本上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汉魏晋时期，骈文渐成，地名入文现象接续此前的传统，总数不多，分布较零散，且因人而异，因作品题材、体裁、创作意图而异。以文体言之，此时的书信、章表等骈化倾向显著，骈文中的地名书写风气初起。从手法来看，则以实写为多，取其本义，重在反映客观现实。如曹植《与杨德祖书》历数建安五子及杨修的身处之地时，分别提及“汉南”“河朔”“青土”“海隅”“大魏”“上京”，诸地名主于纪实，如实叙写，与史家修史之法略同。至如“太山”“东海”“云梦”“泗滨”（《与吴季重书》）和“南湘”“汉滨”（《洛神赋》），则明显为虚写，铺陈叙述和联想寄意的特征都较明显，区域及历史地名已成为完成叙事写意的重要意象。观之西晋骈文，也不乏地名使用。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起首序文即据实书写三十一个地名，点明高祖一朝“定天下安社稷”诸功臣的籍贯；正文分叙三十一人的仕履政绩，所涉地名众多，出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要求，故几近于秉笔直书。此文为唐前骈文运用地名最多的一篇，历观前后诸家俪体，以单篇融入地名之多而论，实空前绝后。析其原因，则与作品的题材、体裁、创作意图均有密切关系。综观陆机他体骈文，诸如表、论等，俱融入地名，皆实虚并用，以实为多。另如张协《七命》之“幽山”“溟海”“九州”等，则延续曹植的笔致虚拟而成，意在借大赋铺陈夸饰之法进行叙事描写。综上，这一时期骈文中的地名虽然出现了一些通过想象联想以叙事抒怀的情况，但多数地名运用属于实写，仍遵从本义，类似于史书的直书其事。

时至南朝，与各体骈文飞速发展并走向成熟同步，地名书写亦逐渐增多，堪称进入地名使用的繁盛期。具体分析，前、后期也有不同。较之齐梁以后骈文地名数量多，技巧精湛，刘宋骈文地名总数少，技巧也较粗浅。由于骈文讲究对偶、用典等修辞技巧，地名往往与有关人事典故、对偶相结合而出现。傅亮为刘宋骈体名家，其文中的地名颇具代表性。如《为宋公修张良庙教》：“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游九原者，亦流连于随会。”“圯上”“商洛”点出张良早年效仿秦之商洛山四隐士韬光养晦，后受书于黄石公，终成帝师。“大梁”“九原”则分别隐含魏国隐士侯嬴看守大梁城门、文子称赏随武子范会之事，文章借此寄寓对张良的深切怀念。又，其《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近振旅河湄······将届旧京，威怀司雍······加以伊、洛榛芜······淹引时月。”河，指黄河。旧京，指洛阳。五臣之吕延济曰：“洛阳，晋所都，故云旧京。威怀，谓以威德怀人。”司雍，指司州和雍州。此节通体句式较整齐，间以散句，且融入写实性地名，说明军队向洛阳进发途中遇到重重阻力，致使行军迟缓。虽用骈句，对仗并不工巧，骈文气息却较浓郁，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刘宋初骈文的突出特点。孙德谦《六朝丽指》指出，此文虽无精巧工致的对句，但有浓郁的俪体气息，故应视为骈文。翻检刘宋其他骈文，亦可见地名使用。如谢灵运《谢封康乐侯表》之“五都”“六合”“西河”“南汉”“纪郢”“淮泗”；何承天《安边论》之“云朔”“河冀”“嵩恒”“燕”“代”“秦”“吴”“燕然之阿”。诸地名或实或虚，含义所指不一，但在与典故、对仗结合方面则无异。总体看来，与魏晋骈文地名相比，刘宋骈文中的地名往往出现于更加整齐的对句中，降至骈文成熟，这些特点表现得更明显。

齐梁以后，骈文趋于成熟，地名书写数量大增。永明声律论正式提出后，骈文在精工对偶、富丽藻采、繁密用典之外，又讲究谨严的平仄格律，而地名入文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骈文的形式美。如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东乱三江，西浮七泽。”“三江”“七泽”借指随王萧子隆任职的越地和楚地，融地名于工整对语中，又辅以数字，彰显出作者独运之匠心。又，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写萧缅意欲陪同齐太祖讨伐北魏、大展宏图之时，却身患重疾。作者虚笔驱遣七个地名（“燕”“赵”“秦”“代”“伊”“洛”“咸阳”），以古喻今，非但偶对精工，而且声韵铿锵，调响而音美。再如，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写范云自齐入梁皆与萧衍情同手足，交情甚笃，且二人早年住处临近，文中遂以吴汉与光武帝、卢绾与汉高祖同乡关系相比附：“接闬白水，列宅旧丰。”上下两句为典型四言行文，遣词甚重音节格律之美，平仄相间相对，声调抑扬顿挫，错落有致，又参以精致骈俪句式，充分体现出即将走向成熟的任昉骈文的精湛技巧。句中地名与人事典故交相融合，亦恰切无比。按，唐人刘良曾提出：“吴汉与光武同居白水乡，卢绾与高祖同居丰邑，云与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任、沈骈体有意贯彻声律理论，其地名书写对音乐美的生成亦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又，徐陵《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虚拟地名（“江淮”“扬越”）与齐整对偶（“心赴江淮”“情驰扬越”）完美结合，准确地表达出羁留异乡之臣对故国的深切思念。同篇又有“南阳”“东海”二地名，则反用典故写思归心情之迫切。时人撰文论及徐陵俪体，亦曾融入地名。如李昶赞徐文音韵高亮，彻底改变了“齐右”“河西”（《答徐陵书》）之旧调。自唐至明清，无论史家还是文士，评价徐陵、庾信时亦多有地名摄入。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以“嵩”“岱”“溟”“渤”称赏庾信、王褒之高才；明人屠隆《徐庾集序》则以“江”“汉”“华”“嵩”比附徐、庾；阮元《四六丛话后序》称徐陵泛采于“江南”，庾信蜚声于“河北”。

综上可知，地名在六朝骈文撰作中屡屡出现，并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其含义及功用皆值得进一步探究。至于与徐陵齐名，且为六朝骈体之冠冕的庾信，其骈文中的地名书写情况，将于下文中予以详细分析诠释。

二 庾信骈文中的地名及其文学意蕴

古往今来，庾信与徐陵在六朝骈文史上的集大成式的宗师地位久已为世所公认，二人实有引领一时风气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庾开府集笺注提要》称庾信骈文“集六朝之大成······屹然为四六宗匠”；又，许梿《六朝文絜》从形文（藻饰美）与声文（格律美）两方面说明徐庾骈文在六朝时的集大成地位以及对唐初骈文的直接影响。近世以降，学界对徐庾骈体更是不吝美词。如金秬香继轨清人之说并进一步阐发：“《昭明文选》以后，集骈体文之大成者，有二人焉：曰徐孝穆、庾子山······二人所作，多出新意，其佳者且纬以经史，故丽而有则。”

综观当今学界对庾信骈文的研究，覆盖面广，成果多，视角丰富，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彰显出对庾氏骈文文体的缜密思考与深度体认。然而，遍检已有成果可知，关于庾信骈文中的地名运用尚未引起关注，考虑到庾氏的俪体宗师地位及其文中地名的频繁出现等因素，这一论题无疑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今存庾信骈文（含骈赋）共121篇，撰作时代自萧梁至北周，其中有许多地名穿插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意识。从其地名类型来看，则有自然地名与人文地名之别。自然地名多用于写实，表现出更多的共性，已逐渐固定为文人笔下常见的一种文学化表达，可随意驱遣，信手拈来。人文地名则多用于虚拟，个性成分体现得更突出，往往蕴蓄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实为区域文化文学的表征。此类地名书写重在取其象征意蕴，类似于运用比兴寄托手法将一个个地理区域或具有代表性的山、水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也就产生了意象特征和美学功能，经后世辗转相承，甚至出现了泛用的趋势。思忖庾信诸地名入文之写法，应包括实写、虚拟和介于实虚之间三种情况。结合庾氏各体骈文的创作意图及题材内容等，可推断其地名书写实含三重意蕴：其一，基本沿用地名本义，实写一个或多个地点（地域范围、地理空间），地名起到完善叙事或强化抒情的作用；其二，完全脱离地名本义，以虚拟（想象）之法，往往连续使用多个地名铺叙其事，营造作品情境，从而达到象征寄意的目的；其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本义，但又未完全拘泥，似有引申或延展，含义较灵活。总览庾信所有骈文，其地名非仅存于一种文体内，而是广泛分布于多种文体中。从其意蕴及数量来看，则以第二种情况为最多，而第一、第三种较少。较之前代，庾信骈文地名书写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者，使用频率高，数量多，一文中常频繁运用地名；二者，地名书写往往与其精湛的俪体技巧如对偶、用典、声律等有机融合为一体，有效地加强了骈文的形式美。

仕梁时期，庾信与徐陵为东宫抄撰学士，深受萧梁皇室恩礼，当时正值“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哀江南赋》），故出入禁闼，声色优游，适意无比。观其骈文风格，则与彼时诗风相近，亦带有柔靡浮艳的宫体气息；而其地名基本为虚拟化的自然地名或文学化的人文地名，已彻底远离本义，仅借用其名，实取象征意义。如《春赋》起首：“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以整齐的七言句融入地名引起，此见七言诗在句式方面对骈文（骈赋）的深度影响。地名与典故融会，实为六朝骈文地名书写中的常见手法，庾信之作亦无例外。“河阳”“金谷”分取潘岳任河阳县令时全城遍开桃花、石崇于金谷园内种植各种树木二典，以此指代萧梁宫苑春日花木之美。赋中又有“戚里”“新丰”等地名，亦分别借用石奋、汉高祖徙家之典，比附萧梁皇室之尊贵。此赋为侍奉梁东宫太子萧纲之作，带有明显的颂圣和炫耀文才的意图。作者为赋春而大肆铺叙春宫、春苑、春衣、春鸟、春花、春树等，所涉地名皆出自前代人事，并将其虚拟成带有较强文学性的意象，从而具备一定的美学效应。“河阳一县花”“金谷满园树”等地名典故，在庾信笔下渐成习用语，几乎丧失了新意。除《春赋》涉及此二典以外，他如“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枯树赋》），“枝繁类金谷，花杂映河阳”（《咏园花诗》），“杂树本惟金谷苑，诸花旧满洛阳城”（《代人伤往二首》其二）等，皆引用此二典。又有“陇水”与“关山”、“五郡”与“三州”、“南阳雉飞”与“建章鹄下”等诸多蕴含典故的虚构地名意象，重复出现于庾信骈文中。当然，这也反映出六朝骈文在追求用典技巧时的常见缺陷，即时人为趋新求奇和炫耀博富才学而不避重复，甚至堆砌典事。其实，非仅庾氏如此，他人亦然，只是在俪体巨子庾信笔下体现得更突出，实为一时创作风气所致。这些地名虽是虚拟而成，却具有较强的抒情写志或叙述说明功能，其象征意蕴尤为重要。由于作者不厌其烦，重复征引，不仅有叠床架屋之嫌，而且成为滥调套语，故频遭后人诟议。如金人王若虚斥责《哀江南赋》堆砌典故、遣词造句不避险急，乃至“荒芜不雅，了无足观”。王氏所举二典，恰皆融入地名“巨鹿”“长平”，此见地名、典故与对偶密切结合的事实。又，清人全祖望指出，《哀江南赋》本为序体，实不必另作序，庾氏却不嫌辞费，导致“词多相复”。其弊既指向赋序与正文重复，又指向饾饤堆积典故之事。今人钱钟书亦指出，庾信赋虽“藻丰词缛”“仗气振奇”，但章法重叠杂乱，用典有时生造蛮做。其意略同于王、全。

除骈赋外，该时期的其他骈文亦不乏地名虚写之例。如《望美人山铭》：“高唐碍石，洛浦无舟······险逾地肺，危陵天柱。”美人山本为梁宫廷中的小山，作者信手妙笔，竟呈现给读者另一面貌。“高唐”“洛浦”二地名乃借用宋玉《高唐赋》、曹植《洛神赋》之典事，却又反用其意，极言空望美人山而美人不至的惆怅失落之状。又虚写巍峨高耸之“地肺”“天柱”二山，以比附既“险”又“危”之美人山，这明显偏离事实，虚构夸张之意不言而喻。诸地名虽为想象虚构而成，却无碍于尽抒己情。另如《梁东宫行雨山铭》也有“洛浦”“河”等地名，典故来源及其意蕴同于前文，同样彰显出庾信骈文重复用典之弊。论者认为，这种写法根源于古典叙事的效应和创作主体的情感促发，随之而来的就是写作模式的固定化和意象、意境的重复出现。所言有理。

庾信入仕西魏北周以后，作品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名书写则呈现出增多的趋势，而仍以虚写为主。如《贺平邺都表》：“兵藏武库，马入华山······政须东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写周武帝平定突厥、江南战事结束，天下一统，遂藏兵散马，立尉置候，各司其职。“华山”“比景”“交河”诸地名皆为虚写，以古代今。在庾信的诸多骈文中，最能体现精湛的艺术技巧，且使用地名最多者，无疑应推《哀江南赋并序》。除上文已提及该篇中的地名外，其他尚有不少，约举数例以见其详。如：“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南山”“东海”二地名与对偶、典故同出。“南山”一典，本写南山玄豹因雾雨而七日不出，而申包胥为复国兴楚，七日七夜泣于秦廷求助，此为反用典故。江陵古属楚，而长安古属秦，庾信自江陵出使西魏，用典切合当时情事。“东海”之典，则反用海滨伯夷、叔齐宁隐于首阳山而不食周粟之典，言己缺乏气节而仕于北周，自愧不如夷、齐。以“西周”映射“北周”，托古喻今。又如：“始则地名全节，终则山称枉人。”“全节”本为地名，即全鸠里，“枉人”本为山名，二地名语意双关，喻指王僧辩在抗击侯景之乱中有大功却被陈霸先枉杀，似有为其鸣冤之意。钱钟书评论说：“按倪注谓代王僧辩鸣冤，是也。盖借地名以言僧辩能‘全’大‘节’而不免‘枉’死，修词之双关法······庾信此联，始示范创例。”《哀江南赋并序》重复使用语词典故的现象亦较明显，后人对此不无微词。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庾子山赋”指出，古人文字不避重复，继之枚举《哀江南赋并序》重复出现的地名、人名、物名以为佐证。其说可从。

至于庾信后期其他骈文中的虚写地名情况，可观下表。

由前文所论及上表可知，庾信各体骈文中的地名出现频率颇高，且以虚写为主，这反映出时人的一种创作风气，并已固化为一种典型性的文学表达技巧。庾氏骈文中的绝大多数地名皆为虚构成的一种文学艺术现象，应轻名重实，而不必拘泥于表象或细节是否完全属实。作为一种文学化表述，即使一文乃至一句中言及多个地名，相距遥远亦不必为非。况且，古今地名虽同，然其所指向的区位或大异，又或同一名出现于两地，故无须求真。

与绝大多数脱离本义的虚拟地名相比，遵循原义而实写地名者较少。如《贺平邺都表》：“臣闻太山梁甫以来，即有七十二代······窃闻伊、洛戎夷，幽、并僭伪。”此表为周武帝攻陷邺都、消灭北齐而称功颂德，其地名多为实写。梁甫为太（泰）山下的小山。“太山”“梁甫”“伊”“洛”“幽”“并”六地名俱为实写，意在说明自上古诸帝王以来，封泰山禅梁甫者有七十二家；后四地名以北齐领土指代北齐君主，基本属于写实。又，《哀江南赋》之“南阳”“东岳”“宋玉之宅”“临江之府”，诸地名实写庾信八世祖庾滔受封遂昌侯并定居，以及庾信躲避侯景之乱至江陵，居宋玉故宅，亦为汉代临江国属地。此类地名实写的功用主要在于使叙事更细致完整，增强了真实性、生动性，有时也收到加强抒情的效果。

庾信骈文中的地名意蕴，还有一种情况，即基本沿袭本义，却又未拘泥，含有引申象征之意。此类情况介于单纯实写与想象虚构之间，数量虽少，然亦不可忽视。如《谢滕王集序启》称滕王为“济北颜渊，关西孔子”，北周滕王宇文逌为庾信编纂文集并撰集序，庾信作此启答谢。以“济北”“关西”指代滕王所在地，即北周京师长安，属于实写；然以南土孔子、颜回之才富学博比附北地滕王之卓异文才，则又使二地名带有虚写的意味。

三 庾信骈文地名书写的成因与功用

庾信骈文众体皆工，尤好频繁植入地名，终成一大特征。分析其骈文地名书写的成因，首先应根源于中国文学擅用地名的创作传统。中国文学自产生时起，即表现出文、史、哲杂糅或经、史、子、集互渗的特征，多关乎政治教化。地名与地理、历史紧密结合，在文学中又常与人名、典故等融为一体，而典故素材往往源出于经、史、子、集四大部及其下属各小类。检阅庾信骈文，实多见地名与典故的粘连状态。如前所述，自上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即不限题材，不分文体，或多或少都使用了地名，庾信俪体亦无例外。其次，与诗文律化及骈文发展关系密切。南齐永明声律论正式提出后，在追求新变文风的影响下，诗文愈益讲究严谨的平仄格律与精致的对偶，渐趋于格律化。论者指出，六朝隋唐诗文通过平声仄声的合理搭配和对偶技巧，达到声律协畅与对称和谐的状态，以此建构形式之美。在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需要制定并遵循某些规则，即对仗精工、平仄相谐。为获取最高程度的形式美，有时甚至会使思想内容屈从于艺术形式。诗文形式美离不开声韵美和对仗美。声韵美的达成在于将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进行合理的组合，以此造成抑扬跌宕的效果。对仗美的获得除平仄协调外，还需要上、下句的对应词意义对称。在寻求声韵美和对仗美的过程中，地名的融入就起到了重要的调节或辅助作用。随着声律论的逐步推行，骈文发展迅速，文家驱遣各种艺术技巧，而且更加注重地名的使用。他们不遗余力地在骈文的艺术技巧方面执着探寻，努力追求其美学价值。这对骈文形式的最终确立与骈文臻于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

庾信骈文中的地名书写具有多方面的功用。从俪体形式来看，它对加强藻饰、促进精工对偶、达成协谐声律、融入恰切典故和调整句式皆多有裨益，进而有效提升了美学价值，在追求骈体形式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骈文内容观之，由于地名与典故多相互融合，无疑可增加内容的典致厚重程度，又常借助象征隐喻手法使文章更显含蓄委婉。另，无论实写还是虚拟，地名书写均有助于叙事写意或抒情造境，对增强表达效果的作用不言而喻。

作者：刘 涛

来源：《文学与文化》2025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王玉凤

审订：江 桐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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