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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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只螃蟹放进竹篓，它很快会爬出来。如果把一群螃蟹放进竹篓，篓子就变成了陷阱，每当有螃蟹快要攀上篓口，下面的螃蟹都会用钳子把它拽下。生物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螃蟹效应”。

在人类社会里，这样的场景同样屡见不鲜。在学校，曾经爱玩的学生忽然埋头苦读，得到的不是掌声，而是冷嘲：“哟，这么用功，想考清华呀？”有潜力的孩子因为害怕被叫“卷王”，不敢在课堂上踊跃发言。这些现象都可以用“社会比较”来解释。我们把自己放在群体的参照系上，别人的上升成了自我评估的干扰项，于是产生防御性的干预与讥讽，而不是拥抱与学习。

在家庭里，我表姐找了一个物质条件不错的伴侣，结果亲戚们在饭桌下窃窃私语。他们不谈她的努力，不提她的优点，只在背后把故事剪成方便议论的片段。那种低声的嚼舌根并非纯粹恶意，而是群体修补不安全感的常规操作。当有人跳得比别人高时，旁人的低语和沉默反而是把群体认同拉回“安全区”的一种方式。

在企业里，这种逻辑常以制度性抑制的形式出现。一个人拿下关键项目，本应成为组织学习与放大的样本，但在零和博弈的思维下，他的成功首先被解读为别人失去的机会，随后可能被质疑、被削权或被排斥。当成员把大量精力耗在内斗与防守上，团队的合力就被侵蚀，1+1会远小于2。当这种内耗放大到整个组织，最终会耗尽创新与生机，正如历史上那些互相倾轧的权力集团，最终把自己拖向衰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社会层面，当资源有限、机会稀缺时，生存焦虑把身边的人变成潜在对手；从众和责任分散，使得最初的拉扯被当成新规则，像“破窗”一样被复制开来。人数越多，个体的行动责任感越弱。

认知层面，我们天生以他人为尺子，别人的上升会刺痛那把尺子，这是社会比较的作用；当我们把成功看成一块固定的蛋糕，别人的赢就像挖走我们的一角，这是零和思维的影响；再加上大脑对竞争者受挫时的那点短暂愉悦，会强化幸灾乐祸的行为，整个机制就变成一种容易复制的社会习性。

因此，公司里优秀员工被悄然消沉，几位高分学生把补习变成普遍的入场券，创作者走红后，首先遭遇的往往不是祝贺，而是发难。这不是因为人人本恶，而是场景被设计成稀缺，使恐惧成为最自然的反应。

螃蟹效应是一面多棱镜，它既是个人的恐惧，也是群体的防御，更是制度的影子。要改变，不是把责任推给某一类人，而是多项发力：短期内用善意去止血，中期通过文化话语调整，改变榜样与荣誉的指向，长期则靠制度完善，彻底削弱“拉人”的动力。

最后我想送大家一句话：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篓口的高度，而是彼此伸出的手。当一只螃蟹不再拽住同伴的腿，当越来越多人朝着同一方向攀爬，额外的阳光才能照进每一只螃蟹的甲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