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不满12岁的女孩杀害7月男婴，为何无法承担刑责？

今天，一则“7月男婴遭俩不满12岁女孩杀害”的新闻登上热搜，像一根尖刺，扎进了公众的心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生命之花还未绽放便已凋零，而行凶者，竟是两名法律意义上的“孩子”。

面对如此恶劣的行径，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严惩”。然而，两名犯罪嫌疑人我因为不满12周岁，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通俗解读：

1、刑事责任年龄的“门槛”：我国法律为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设定了年龄门槛。简单来说：

• 16周岁以上：对所有犯罪行为负责。

• 14-16周岁：只对8种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负责（如故意杀人）。

• 12-14周岁：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且情节恶劣，并经过最高检核准，才能追究刑责。

• 不满12周岁：一律不承担刑事责任。

2、本案的焦点：新闻中提到，两名女孩“不满12岁”。这意味着，她们处于法律划定的“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因此，即便最终调查证实她们故意杀害了男婴，公安机关也无法以“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检察院无法提起公诉，法院也无法对她们进行刑事判决。

法律之外：惩罚与矫治的悖论

如果刑事处罚的道路走不通，那该怎么办？法律也给出了后续路径：

1、家长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男婴的家人可以向两名女孩的监护人（通常是父母）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巨额经济赔偿。但这对于失去生命的婴儿而言，金钱何尝不是一种苍白的慰藉？

2、“专门矫治教育”：法律规定的“专门矫治教育”是最后的防线。但在现实中，这套体系是否完善、有效，足以应对如此极端的个案？将两个可能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孩子送回家庭或普通学校，是否足以消除其社会危害性？同时，又能否真正“矫治”她们内心深处的问题？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超越法律的思考：悲剧的根源何在？

将这起悲剧简单地归咎于“法律太宽容”是片面的。它更像一个复杂的“病症”，需要深挖“病根”。

• “性本恶”还是“教育缺失”？：不满12岁的孩子，理应处于最天真烂漫的年纪。她们是如何形成对生命如此漠视的价值观？是家庭教育的彻底失败？是接触了过多暴力、不良的网络信息？还是在其成长过程中，长期缺乏关爱、引导和正确的心理干预？家庭和学校在“育人”方面，是否只关注了成绩，而忽略了对生命的敬畏教育与情感培养。

• 法律是否应该调整？：每次发生类似低龄恶性案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就会高涨。支持者认为，如今孩子心智早熟，法律应与时俱进，不能成为“小恶魔”的保护伞。反对者则坚持，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和挽救，对低龄儿童适用刑罚过于残酷，且可能适得其反。这其中的平衡点，是必须慎重权衡的法治命题。

• 社会的责任：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孩子们能轻易接触到各种良莠不齐的内容。社会是否有完善的过滤机制？社区、邻里之间对问题儿童的早期干预机制是否健全？

7月男婴的无辜逝去，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伤痛。法律为保护未成年人划下了明确的年龄线，但这起案件却让我们看到，当极端的恶意出现在这条线之下时，法律手中的工具显得如此捉襟见肘。

此案不应止于一场舆论的喧嚣。它必须成为一个沉重的警示，尽可能避免下一个“无法处罚”的凶手和下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