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陈桥兵变”，为何“加身”的是“黄袍”不是“皇袍”？

这几天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钱穆先生说赵匡胤在后周时代的职务（殿前都点检），相当于皇帝的侍卫长。

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准确。如果赵仅是皇帝的侍卫长，陈桥兵变断难成功，黄袍变皇袍更无可能，因为这点军权做这么大的事根本不够用。

其实，殿前都点检是后周禁军两大统帅之一，而且是更有权势与影响力的那个。

禁军是后周中央直接掌控的核心军事力量，分为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部分，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即是殿前都点检。

一句话：陈桥兵变之际的赵匡胤，身份是后周中央军最高统帅，非皇帝侍卫长那么简单。

下面就说说著名的“陈桥兵变”——这是赵匡胤从后周殿前都点检一变而为大宋开国皇帝的关键一步。

后周显德七年（北宋建立后改为建隆元年）正月初一（公元960年2月3日），没错，正是春节这一天，正当大家高高兴兴过大年的时候，后周朝廷突然接到“北汉、契丹联合入侵”的急报，宰相范质、王溥等文臣仓促商议之后决定委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领兵北上御敌。

第二天即正月初二，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当晚进行并驻扎在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

过了一天多到正月初四清晨时分，一众士兵突然手持兵器聚集在赵匡胤营帐之外，高呼“诸军无主，愿奉点检为天子”，然后不容分说把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随后集体下跪山呼“万岁”。

被推上万岁位的赵匡胤无奈之下只好接受现实，但与军士们“约法三章”：不得惊扰后周太后、皇帝；不得伤害朝廷大臣；不得劫掠京城百姓。得到全军将士允诺之后班师回京。由于守卫京城的石守信、王审琦早有接应，大军入城毫无阻碍。

此时，宰相范质、王溥等文臣见木已成舟，只得跪拜臣服，承认赵匡胤已是皇帝这一事实。当天，后周恭帝柴宗训的“禅让”仪式在崇元殿举行，赵匡胤正式践祚称帝，国号曰“宋”，改元建隆，定都开封。

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改朝换代，就这样奇迹般地发生了。

赵匡胤称帝后，封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并赐“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承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并尊柴宗训生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往西宫居住，允许保留后周皇室礼仪。

读到这里，不知道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陈桥兵变”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吗？

我们先看下面几个事实：首先，前线告急之际，为何赵匡胤统领的大军行动如此迟缓（第一天总共才行进了20公里）甚至走到陈桥驿后直接停止前进？他们在等什么吗？或者压根儿就不准备继续前行？其次，赵匡胤登基大宋皇帝之后，为何再无任何关于这场外敌入侵的记载？一场本该发生的大战怎么突然之间没了下文？

还有，黄袍在封建时代意味着什么谁都明白，怎么这样一件非同寻常之物突然之间出现在了赵匡胤大军之中？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有一个：早有准备。

而背后的行动策划、执行人，正是赵匡胤一帮弟弟，如其亲弟弟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赵普、石守信等一众属下。

所以，“陈桥兵变”是彻头彻尾由赵匡胤导演出来一场大戏，至于当众人把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时其一再推脱，不过是做给时人及后人看的而已。

其实，以赵匡胤的实力与能力，根本没必要把前戏做得这么足，他只须往龙椅上一坐，大呼一声“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就行了，因为当时的后周皇室及文臣班底实在太弱，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过，假如赵匡胤真这么得的天下，那他和唐末及五代那些军阀就没任何区别了，而且很有可能宋王朝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成为后代史书的“六代十国”之一。

当我们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至汉文化传承的视野下看这场导演出来的大戏，我们深感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幸，不仅因为它彻底结束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祸乱，还因为它开创中国历史上文化最昌盛、社会最和气的王朝，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赵匡胤本人最为后世的士子文人称道的，是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勒石诫言，当年大诗人苏轼遭人诬陷（“乌台诗案”）而无性命之忧，正是得益于赵匡胤对子孙的这番谆谆告诫。

其实，即使在时人看来，赵匡胤的逆取也不比别的皇帝更有罪恶感，须知，五代十国时期军人改朝换代堪称常态，五代的开国皇帝无一不是手握兵权的藩镇节度使或禁军统帅，本质上都是“兵变夺权”。别的不说，赵匡胤篡逆的后周政权本身也是郭威“黄袍加身”得来的。

951年（北宋建立前9年），身为后汉禁军统帅的郭威发动“澶州兵变”，被部下拥戴“黄袍加身”，后周由此诞生；只是9年后，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重演了这一幕而已——而赵匡胤建立的大宋王朝，可不是郭威建立的后周王朝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