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启年间打官司会有什么规定？由鱼台县旧城村出土圣旨碑说起

□刘文涛

今年十月因事过鱼台县，顺路到县内棠邑遗址踏查。遗址上现有庙宇一座，其内碑廊汇集了县境内出土汉代以来画像石、碑刻20余方。在诸多碑刻中，汉画像石居多，居于碑廊中部的一块落款“天启四年九月”的残碑落满尘埃，显得“灰头土脸”，毫不起眼。我对这通残碑粗读一遍后，觉得很有意思，拍了照片回去精读一遍后，方知是一通明代圣旨碑。这块碑文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圣旨碑的内容

这块残碑残高130厘米、宽60厘米、厚18厘米。碑额右半部分残失，仅存“十六条”三字。碑文自右至左为：

□□□计开，（一人）命，自有正法，不许移尸抢财；（一盗）情，未入监即审，不许攀及良善；（一）有男子可告，不许告及妇女；告词须真正乡贯，不许冒籍匿名；一词只告一事，不许变幻多情，牵告多人；一人止告，一词不许更名希准，多插党为证；一原告不出，即便立案，不许躲闪拖累；一事已经结，不许听唆，希图翻案；一检验，三日内正官亲行，不许委及佐领；一鞫盗，须正官，隔别自鞫，不许听捕衙拷讯；一牌票，须用堂印，不许擅出私刻条记；一词讼，须奉堂批，不许擅受民词，并私置监薄；一罪有正条，不许律外罚纸罚谷，折银入己；一监为囚设，不得己放收，不许轻寄仓铺，致有滥枉；一纸赎，只纳粟备赈，原差带比，不许收监；一审结，沉滞即直亦累，不许经年累月。天启四年九月日刻立。

通读下来，可知这篇碑文记录的是对基层民众和地方官吏案件审理做的规定。大概意思是，对于民众，如果有了人命案件，自有国家法律制裁，不允许假借人命案进行抢掠；如果缉拿盗贼，要立即审理，不能假借盗贼为陷阱，牵连无辜人员；如果告状有男人可告的，不可控制妇女；被告之人要言明真实籍贯，不能隐匿住处和姓名；告状要一事一议，防止被奸人利用，牵扯多人，纠缠不清；有些立案案件，即便原告不出，也不能拖累不休；有些已经审判结案的旧案，不能再煽动教唆，牵缠翻案。对于地方官员，涉及案情检验，正职官员要亲力亲为，不能完全委托下属处理；涉及审问盗贼，相关正职官员亦需亲为，不能光听下属衙役的审问汇报；涉及拘捕，“传唤证”或“拘捕证”要规范加盖官印，不能任由下属私开文书胡乱抓人；涉及状词，当地相关负责人要堂批，不能乱听当地有势力人员乱讲；若罪犯伏法，按条律执行，不能再额外敲诈银钱及其他粮食等物品；囚犯服刑自有监狱，不能暗中送至别处看守或安置；有犯人家属按规定完成缴纳钱财或粮食代替收监羁押的，原差就不能再把犯人收监；辖区内所发生的案件，要尽快结办，积压案件不结，纵然是直，也会有沉冤发生。

上述碑文对当时案件的诉讼、缉拿、审理、结办、服刑等方面律令都做了细致规定。从内容看虽有时代局限性，但总的来说还是本着省刑恤民的思想来强化规定。类似这种内容的明代碑刻在省内较少见，内容完全相同的碑刻我未见过。

圣旨碑的来历

这些律令内容是何人所拟？碑文中没有记载。通过查阅文献，在《林忠宣公文集》中找到了答案。这些律令是林忠宣公也就是林熙春（1552—1631年）所为。

说到林熙春，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广东潮安人，字志和，号仰晋。生于明嘉靖三十一（1552年）年，明万历十年中进士后，先任湖南巴陵县令，在任上他清理浮粮（额外征收的钱粮），豁免差役，政绩显著。万历十四年，又调福建将乐县令。在当地他重视文化教育，修建学宫。将乐县是北宋著名学者杨时的故乡，林熙春钦佩杨时清正廉洁和敢于直谏的为官精神，视之为学习的楷模，兴建“龟山祠”来弘扬先贤美德。他后被选拔到京城供职，先后任职户科给事中，礼科、兵科、工科都给事。万历二十三年，兵部考核选拔武官，万历皇帝认为其中一名选拔不当，但因言官对军政大事不敢加以评议，惹怒皇帝。于是对言官发难，一下撤职降职34人，大臣们无人敢谏。面对这种场面，林熙春在第二年正月毅然带头抗疏，质问皇帝，伸救言官。结果皇帝怒气值拉满，也将林熙春降调到湖南茶陵当州判官。不屈不阿的林熙春没去赴任，称病回乡，闲居老家24年。其间朝廷又宣他改任广西贺县，他依然不去入职。

林熙春的老家潮州在明代晚期处于重建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灾荒流行。他在老家没有躺平，而是关切家乡民生，多次向地方官提出合理化建议，不遗余力地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尤其在救济灾害方面身体力行，极力为民请命。他倡导建凤凰台、三元塔，疏通中离溪，修韩文公祠、玉简峰，筑炮台等等，不仅有利于地方安定发展，也在教化百姓、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光宗即位后，于泰昌元年重新起用68岁的林熙春入京总理马政。他恪尽职守，一月之内即精选出战马三万余骑，且全部合格。后又升任大理寺卿，面对大理寺案牍积压如山的情况，林熙春积极清理“弊绝”，在天启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他上奏《申饬法纪疏》，在疏中特“拟民约者八条”“拟官约者八条”，以重民命、保太和，使官民有约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鱼台圣旨碑中所载内容。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不满魏忠贤阉党横行天下，加上自己年事已高，自知无力回天，便告老还乡。

林熙春为朝廷上疏的内容为什么能在鱼台县刊刻？在当时递呈朝廷的《附刑部覆疏》中有明确记载：“伏乞敕皇上特允所议，敕下臣部移文各省直抚，按通行所属，特立圣旨石碑竖之州府县门首，以垂永久，俾天下晓然，知皇上画一之法，无有不得其平者，于人心世道良非小补也。”也就是说，当时刑部把林熙春的意见递呈给朝廷时就说明如果皇帝批准这些律令，就以朝廷的名义颁行全国。并让各州县把这些律令刻成石碑，立在衙门外，让所有人看到。除了严明律令程序，也能引导世风，增强基层对朝廷的信任感。

林熙春的奏疏是天启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所拟，刑部是二月初一抄出，再向上呈递朝廷时写明请示本年三月十五日具题，请旨三月十八日施行。到本年九月，远离京城的山东鱼台县已经刻好石碑立在县衙前了。由此推测当时全国州县都应执行，但可能时间过久，朝代更迭，其他州县的这类碑刻或残或湮，立在鱼台县衙前的圣旨碑虽残，但侥幸留存了下来。以致今日世人依然还能根据碑文了解那段历史和尘封已久的背后故事。

圣旨碑的位置变迁

这块立在鱼台县衙前的圣旨碑为什么会到了现在偏僻的棠邑遗址上？我请教鱼台博物馆的隋福磊先生。他说，这块碑本世纪初出土于鱼台县旧城村，当时村南惠河上修桥，在挖桥基时从淤土中出土了这块石碑。出土后他们运到了县博物馆，前几年在古庙中修建碑廊，原来叠放在县博物馆逼仄院落中的圣旨碑又运到碑廊中重新立了起来。

听了隋先生的讲述，我明白了这又牵扯到鱼台县城的变迁了。鱼台县地处南四湖西岸，历史上一直是水患频发的地域。当地曾有民谣：“鱼台县，靠湖边，十年倒有九年淹；碰上一年不上水，飞贼（蝗虫）飞满天，秋禾全吃干。”这生动映了鱼台县在历史上的涝灾之重，鱼台县城也多次因为水灾迁徙。

现在的鱼台县城过去是谷亭镇，这个县城是1964年11月鱼台县从金乡县析出后重新选址建设的新县城。选择在谷亭镇建新县城是因这里靠近微山湖，已有谷亭港，交通方便，且经济基础好。再早的鱼台县城在现在的鱼台县鱼城镇，这里古称董家店。乾隆版《鱼台县志》载“（乾隆）二十一年七月，黄河决铜山县，水侵城堤，至九月十三日堤溃入城，官署民舍俱圮，迁县治于董家店集。”那时的黄河流向与现在不同，河道从河南兰考向东流淌，清乾隆二十一年，黄河在徐州铜山县决口，洪水向北冲毁了原来的鱼台县城，乾隆二十二年，当地官员把县城迁到了地势较高的董家店，也就是现在的鱼城镇。这个县城一直使用到1956年鱼台县并入金乡县。

这个县城始建的时间与圣旨碑相差一百三十多年，出土地点也差着十几公里，这是因为明代的县城还在鱼城镇东北十一公里左右的旧城村。圣旨碑出土的地方，旧城村是更早的鱼台县城的所在地。旧城村这个地方原名黄台。从地名含“台”就看出当时这个区域地势比周围高，选址此处的目的也是为了躲避洪水。县城城址始建于唐代元和四年，当然那个时候洪水与黄河关系不大。主要是鱼台县域地处泰沂山脉西侧的地质沉陷区，地形轮廓呈不规则的浅平锅状，鱼台县就在“锅底”。周边苏鲁豫皖的诸多水系都是呈向心状流到这里。

县城选址首要考虑的问题是避水。唐代选择了黄台这处高地建城，暂时摆脱了周边小水系的洪涝。到了南宋建炎二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河南滑州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道。黄河干流从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经鱼台入泗水，由泗水经徐州，最后抵达清江，夺取淮河下游干流，东注黄海。到金代大定八年至明昌五年，黄河河道再次南移。下游分成三股，干流从李固渡南移经今东明、定陶、单县南面，砀山、萧县以北，又向东至徐州沿今废黄河入淮。南宋建炎二年，黄河冲出来的干流河道又成为了北汊流，黄河水过鱼台后至徐州再汇入干流，鱼台县城又一次面临“灭顶”的水患。自此以后的历任官员对鱼台县城周边又是筑堤、又是把衙署迁到县城西北角高地，提心吊胆地维持了八百余年后，终于在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被黄河洪水彻底冲毁。立在县衙外的这块明代圣旨碑也随着县城一并深埋地下近三百年。

湮没地下近三百年的残碑再见天日时，这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千年因地势低洼、水涝频发的苦地方，经过新时代的综合治理已焕发了新生，水已成为鱼台重要的特色资源。林熙春老先生当年为严明律令，引导世风的心愿，在鱼台有幸残留下了这块残碑。这块残碑也见证了几百年来中国人不屈不挠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我有幸遇到了这块石碑，也了解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