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接上回。
在了解完所有情况之后,调查组在当晚开会讨论分析案情,讨论后大家发现了一个似乎可以作为突破口的情节:据林午昊回忆,一个月前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他约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吃饭,饭后,去了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出来分手前,瓦洛嘉在电影院旁边弄堂的那个传呼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林午昊并没有看到瓦洛嘉拨了什么号码,但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瓦洛嘉用俄语问了句“是外国语学院吗”。对方可能听不懂俄语,稍停后,瓦洛嘉就改用比较生硬的汉语再次询问,得到确认后,他仍用汉语报出了一个三位数的数字。往下,林午昊就不大说得清楚了。
调查组对于这个情节当然是很感兴趣的,就让林午昊在想想还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最后,了解到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电话接通后,瓦洛嘉通过话是用俄语说的,但其中好像夹杂着一个汉语人名,然后林午昊记不得了,但看上去瓦洛嘉神情很兴奋,讲话也是俄语夹汉语,以俄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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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无法查清通话对方是谁,调查组几个人分析:瓦洛嘉最初拨通的那个号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后面报出的三位数字应该是分机号码,接通分机后拿着话筒等候,那是请接听电话的人去叫人。
此时就需要前往上海外国语学院调查,于是调查组指派朱养学、汪明化去调查,两人通过外国语学院保卫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总机接线员。一问,接线员因为有“星期天”和“俄语来电”这两个原因,因此记得一个月前的那次电话,但她已经记不清来电人是要求接到哪个分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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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汪两人和保卫科商量下来,认为可以通过排除法进行鉴别,先把星期日不上班那些办公室电话全部去除,剩下的就是值班室、保卫科、食堂、学生宿舍楼的电话了。打了几个电话,排除了值班室、保卫科和食堂,还有就是学生宿舍楼了。每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有电话打进去,得由接听电话的宿舍楼管理员去传呼,这就方便查问了。最后,终于查明那天瓦洛嘉的电话是打给俄语系大三女生袁秋亚的。
袁秋亚,二十三岁,祖籍重庆,本人出生在上海,祖上巨富出身,因此袁秋亚的母亲结婚时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和遗产。袁秋亚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物质生活的优越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生父于1948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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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袁秋亚跟一名医生成婚。袁秋亚的继父将袁秋亚视同己出,在各方面都给予关爱。袁秋亚在继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刻苦学习俄语,于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语高等专科学校(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学院)。1957年夏天,袁秋亚的继父被划为“右派分子”,直接被解往青海劳动改造。袁秋亚被认定是“右派分子”家属,按照政策,像袁秋亚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偏远贫穷之地的某所中学去工作。
那么,袁秋亚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于是朱养学、汪明化请保卫科把袁秋亚找来,可保卫科前往女生宿舍一问,袁秋亚不在宿舍,而是和另外三个女生去导师张嘉蹈家了。于是朱养学等人又找到张教授家,可是其中并没有袁秋亚。一问得知,就在刚刚,袁秋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走了,估计是回家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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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此时就说:据我所知,袁秋亚同学是去见一位朋友了。找她的那人是把电话打到我家想请我转告的,我在跟那人通话的时候,袁秋亚正好来了,就直接让她接听了,那人是苏联专家瓦洛嘉!
朱养学一听顿时神情一动,暗想,怎么眼前这个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识,而且对方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里来?于是,二人亮出了公安局的证件。这下就轮到张嘉蹈震惊了,马上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只要我知道的,全部提供给你们。朱养学、汪明化听张嘉蹈一说情况,顿时给张教授弄了个目瞪口呆,因为眼前这位张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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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蹈教授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都是给“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所以张嘉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因此他的俄语比汉语还流利,“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张嘉蹈放弃高中学业,瞒着父母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张嘉蹈遂成为一名抗联战士。
1934年,张嘉蹈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张嘉蹈侥幸带伤突围后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当时的俄罗斯东家动用了其社会关系将张嘉蹈送到了上海。张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一边教俄语,一边上大学。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从此,他就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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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组建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师资是向社会招聘的。张嘉蹈看到报纸刊登的招聘启事后,就前往应聘。面试时,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自然立马录取,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三年后又晋级教授。
张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识似乎也是偶然。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他去虹口公园散步,在鲁迅墓前,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张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对方名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张嘉蹈一听,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于是就邀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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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自此交上了朋友。张嘉蹈在得知对方在保密单位工作,也就没有开口索取。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就出现了,瓦洛嘉跟张嘉蹈第二次见面时,就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讲学,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因此张嘉蹈对瓦洛嘉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当然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往下就是要钱了,两个月里,瓦洛嘉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费用”为由,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大三女生袁秋亚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呢?这跟张嘉蹈有关系。张嘉蹈跟瓦洛嘉相识半个月后,请瓦洛嘉到他家来做客。瓦洛嘉抵达张家不一会儿,正好袁秋亚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张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张嘉蹈向袁秋亚两人介绍了“苏联专家”瓦洛嘉先生。瓦洛嘉当时就用俄语跟袁秋亚两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亚在跟他交流,当时,张嘉蹈离开过一会儿,估计瓦洛嘉向袁秋亚要了联系方式,而袁秋亚家有钱,是装着电话的,大概随口就把宅电号码告诉瓦洛嘉了。反正之后张嘉蹈就听袁秋亚说她跟瓦洛嘉经常通电话,俄语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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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养学、汪明化两人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诈骗情节,两人当即给调查组打电话请示。调查组长谷鑫基接到电话后,也感到非常震惊,但万幸的是查摸到了线索,因此谷鑫基让朱、汪二人转告张教授,让其对此严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联系,请他即刻通知调查组。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案件严重,调查组已经变成了专案组。
朱养学、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时,上海公安局已经下令:对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议,警方认为,从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他肯定已经对袁秋亚实施了诈骗犯罪。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众人议下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不急着向那个女生袁秋亚了解情况,而是要对袁秋亚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考虑到性别问题,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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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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