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为何愿“遗臭万年”？乱世枭雄的抱负何处安放？

桓温死的时候，没等到那份“九锡”，也没能坐上皇位。

他是在姑孰病死的，病床上还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若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说白了，他这一生就是功劳大、争议也大，结局既没有封神也没被忘掉，只能算个复杂的人物档案。

晚年桓温的注意力，已经从打仗收复中原，慢慢转向了怎么把手里的权力固定住。他把朝中的军政大权握得紧紧的，公开提出要加“九锡”，私下里也有不少动作，想把自己摆成和皇室平起平坐的地位。朝里那些老臣表面上不敢明说反对，实际就是拖字诀——就是不下诏。桓温那会儿又病着，起不来大动干戈，只能看着事情被拖着。躺在床上的日子，他常回想过往那些战功和没兑现的计划，既不甘又累。换句话说，他想做的事很多，可人不够硬，不够运。

说到打仗，桓温有高光时刻，也有翻车的时候。按时间往回看，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是在太和四年，也就是369年。他带着五万士兵直奔前燕的核心——邺城，起初气势很足，一路推进。但问题很快显现：军队越打越远，补给线被拉得长了，粮草问题凸显。前燕名将慕容垂抓住机会，在枋头设伏，将晋军打得大败。那次枋头之败，对桓温来说是转折点：战局一败，朝中反对他的声音一下子多了，原本想靠更多胜利铺路的计划被堵死。

再往前看，他有几次比较亮的胜仗。一次比较让人记得的是收复洛阳的那回。桓温曾拿下许昌、洛阳，进到这座昔日西晋的旧都。面对满目疮痍的宫殿和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他萌生过把都迁回洛阳的念头，想把南方那些在江南扎根的士族和流民带回中原。问题是，江南的士族在本地有地盘和利益，不愿意搬家；朝廷里主张稳妥的人又怕搬迁会引发更大的动荡。结果迁都的计划被压下去，桓温只好把军队暂时驻扎在洛阳，自己又折返回南方去了。打下来了城市，但政治上没把事儿办到底。

更早的北伐是在永和十年，354年。他当时带着四万兵从武关进关，打到灞上，看到关中百姓有的出来迎接，军心和民心一时间挺振奋。可前秦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把能吃的东西都烧掉，晋军粮草吃紧，又被前秦援军压制，只好撤退。撤退路上还遭到追击，损失不小。这一回让桓温明白了一件事：打胜仗光靠冲劲不行，还得有稳妥的后勤和朝廷一致的支持。

比这些都早的是永和二年，346年那回往西蜀的胜利。他从江陵上溯，兵逼成都，绕开成汉主力，在笮桥一战里打败了成汉的皇帝李势。成汉灭亡后，桓温被封征西大将军，名声大涨。那会儿他斗志昂扬，觉得既然连蜀地都能平定，北伐把中原收回来也不是天方夜谭。年轻气盛时，人就是容易有这种“天下可以一盘端”的想法。

桓温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也能看出他性格里的一股狠劲。他出自谯郡桓氏，家里在东晋有些背景。十五岁那年，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里被韩晃杀害，这对年轻的他是个深刻的烙印。三年后，父仇的相关人物江播死了，桓温穿着孝服去吊丧，趁机杀了江播的三个儿子。外人看他的评价很两极：有人说他狠，有人说他孝。对桓温自己而言，那一次是表态：在乱世里，他觉得只有强硬才保得住自己那口饭碗。

成年后，他靠家世和手腕逐步上升。娶了南康长公主，后来做了徐州刺史，永和元年（345年）接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这个地方关键，控制了长江上游，是抵御北方力量的屏障，也是重要的经济区。站在荆州城头，看着来来回回的流民，年轻时的复仇心慢慢变成了更大的目标：把失地收回来，国家完整点。

但无论军功多大，他在朝堂上始终要面对士族和老臣的牵制。士族们担心他权大势孤，像王导、殷浩这样的人都不愿把天大的事情交给他完全操持。殷浩主持北伐连吃败仗，朝廷几次收回大权，永和十二年（356年）朝廷再把北伐权交给桓温，他顺势弹劾殷浩，把人废为庶人，从此握得更紧。权力一集中，野心也跟着长。他开始觉得，改变现状不光靠打仗，还得动政治手段，甚至考虑更极端的做法。

到了兴宁元年（363年），朝廷任命他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次年又兼扬州牧，名义上行政军权都在手里，看着离皇位不远了。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在最有利时机直接下手，而是选择继续用北伐来积累声望。结果最后一次北伐失败后，时机彻底溜走了。

桓温死后，他家的势力并没有立即崩塌，权力一度落到弟弟桓冲手上。桓冲没有桓温那样的手腕，很快就把不少权力拱手让给朝廷。桓温的儿子桓玄没打消念头，后来在元兴二年（403年）攻占建康，自立为帝，建立了桓楚政权。但桓玄统治手段极为残酷，没撑多久就被刘裕等人推翻，桓玄被杀，桓氏也几乎灭族。事情就是这样，连成一串，最后把整个家族推到了绝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