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剑桥有场讲座特别有意思,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一开口就把全场说静了,他说“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走运了”,底下满座英国听众瞬间没了声音。
后来《金融时报》摘了这话,英伦三岛立马吵翻了天,香港都回归四分之一世纪了,到底谁才是“东方之珠”的造就者?这事到现在还有人掰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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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英国主流书店里,香港题材的书常年占着“帝国记忆”的货架。
弗兰克・威尔士写的《香港史》,把港岛说成“不毛之地上的维多利亚式奇迹”,NigelCameron的《珍珠与龙》更直接,说“没有不列颠,就没有国际金融中心”。
这些书都在讲一套相似的话,1841年英军登陆时香港就是个穷渔村,是英国人带来了普通法、自由贸易和廉洁公务员体系,才把它变成“亚洲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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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这是不是就几本书的说法,后来发现这套故事在英国社会特别有市场,为啥呢?冷战后英国丢了不少苏伊士以东的战略支点,香港就成了帝国余晖里最亮的“怀旧符号”。
把香港繁荣算在殖民头上,既能在心里续着“日不落”的劲儿,后脱欧时代搞“全球英国”贸易蓝图时,还能找些历史依据撑场面,你看有些国会议员在威斯敏斯特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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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拿香港GDP曲线说事儿,说“英式治理输出”多厉害,2021年英国那份《外交政策综合评估》白皮书,甚至把香港和新加坡放一块儿,说这是“自由港+普通法”能复制的样板。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英国年轻史学家不买账了。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生艾丽丝・周,2023年她的博士论文里有组数据很实在,1851到1941年,港英政府九成收入靠卖地和鸦片专卖,真正花在基础设施上的还不到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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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1950到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那阵,工业出口占比从很少涨到八成,靠的是上海、广州来的移民带的资本、劳动力,还有全球华商网络,跟伦敦的“规划”真没啥直接关系。
她还说“把香港写成英国殖民的‘优秀生’,就像把工业革命归功于皇室一样荒诞”,这话我特别认同,毕竟钱和人都是华人自己带的,英国顶多是占了块地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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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好运,本质是内地改革开放给的风口
马丁・雅克说香港“走运”,核心原因就是内地1978年后的开放,1979年蛇口炸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港商是最先往珠三角跑的,抢着开工厂。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签,香港资本界吃了颗定心丸,知道“50年不变”,更是拼命往北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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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年时间,香港制造业八成的工序都迁到了内地,本地只做设计、融资、航运、保险这些高增值的活儿,慢慢变成了“总部经济”和转口贸易枢纽。
雅克当时在讲座上还放了张图表,1978到1997年,广东省GDP涨了14倍,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也从不到200万标箱飙到1400万标箱,成了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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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珠三角那些世界工厂,维多利亚港哪来那么多巨轮,没有内地对资本、技术、人才的需求,香港那中介功能根本没用武之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香港史的王于渐还提了个点,香港当时还是内地“体外金融循环”的通道,因为计划经济没完全退出,国家要靠香港的外汇市场、离岸美元清算体系,来进口成套设备、还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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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没咋想过这层,现在一看,真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这才是香港能发光的真正原因。
殖民没说的代价,藏在制度和身份里
但英国那本“殖民功劳簿”里,压根没提制度性歧视的事儿,1842到1945年,香港立法局议员全是伦敦委任的,华人占比长期不到一成,直到1985年才有第一次间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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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港英政府还拿“紧急条例”当借口,把木屋区的华人赶出去,好填海造地。
1970年代,中环黄金地段还有俱乐部挂“华人与狗不得内进”的牌子,这些事儿英国通俗史书里都一笔带过,也就学术专著里能看着点冷数据,更影响深远的是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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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管了香港150多年,从没给过香港人英国公民身份,就发个“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出入境还受英国内政部配额管制。
同时呢,港英政府还不让教国语,中学历史课本主要讲英国史,中国史就塞在“远东附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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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英非中”的设计,搞得一代又一代港人,既没法参与伦敦的政治,又跟内地的制度认同断了线,后来1997年之后出现“国家认同”的真空,怕是跟这脱不了关系。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陈文敏说过,“英国人在撤退前夜才匆匆把‘自由’塞给香港,却忘了自由需要几十年的公民教育与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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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太实在了,殖民时期香港连《权利法案》都没有,直到1991年为了衔接《中英联合声明》,才匆匆弄了个《人权法案条例》,之前的“法治”说白了就是“总督会同行政局”说了算。
现在有些英国政客还指责香港国安法“破坏自治”,怕是忘了以前香港是啥样了,202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本罗伯特・比克斯的《香港的两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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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港英政府档案、华人商会账册和广东省档案馆的中文材料放一块儿对比。
发现1950到70年代香港纺织业起来,九成的纱锭、印染设备都是从上海私营厂买的,而且伦敦还曾以“战略物资”为由,不让英商给香港卖先进织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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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斯说“真相是华资与内地技术撑起了香港工业,而非帝国馈赠”,这才是实在话,现在再看数据,1997到2022年,香港本地GDP从1.37万亿港元涨到2.86万亿。
港股市值从3.2万亿飙到58.6万亿,全球离岸人民币结算七成经香港完成,反观英国,GDP世界占比从4.3%降到3.1%,伦敦证券交易所市值还被香港反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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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有篇评论说得好,“香港的成功故事今天仍在续写,只是主角早已换了人”,有些英国政客还在演讲里把香港称作“英国的孩子”。
可香港人早就把目光投向深圳湾对岸的科技孵化器了,伦敦金融城还在回味1997年前的“主导权”,港交所和沪深港通每天早上9点30分同步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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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4万亿人民币的日均成交额告诉世界,香港的新故事,早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了,英国学者现在反思殖民叙事,或许来得有点晚,但还算及时。
它提醒英国社会,只有放下“帝国功劳簿”,才能看清今天的世界,也提醒香港,真正的自信,来自把历史还给所有共同创造者,不是在别人的怀旧里找荣光。
毕竟香港的奇迹,从来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它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是冷战缝隙里,中国与全球市场第一次握手的历史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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