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共话“人文经典文库”：轻阅读时代，将经典随身携带

2025年7月和10月，搬进新址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推出了“人文经典文库”第一辑（30种）和第二辑（30种），书目包括“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所选底本均为人文社通行版本，选目严谨，注释精到，译文精良，经历了历代编辑悉心打磨和几代读者的检验。在保证版本内容优质的同时，“人文经典文库”采取了统一的装帧及排版设计，封面简约雅致，内文以小开本形式排版，字号适中；正文用纸柔和护眼，质地细滑，完美地实现了“轻量化”和“经典性”的合二为一。

为了将这套体现阅读新趋势的优质丛书更好地分享给广大读者，人文社于11月4日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了“‘经典’与‘当下’的对话 ——‘人文经典文库（第一、二辑）’新书发布会”，邀请著名学者、作家、读书博主等，就“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名著与“轻阅读”趋势融合的重要性等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探寻经典阅读更多的可能性。

与会嘉宾合影。

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对谈嘉宾有：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著名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文铮，著名青年作家张天翼。出席活动的出版方代表有：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吴良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仝冠军。发布活动由著名读书博主赵健主持。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在嘉宾对谈前，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先生致辞，为大家介绍了“人文经典文库”的出版情况。他说，这套书是他亲自策划的，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出一套给行走中的读者看的书。

臧永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聚集地，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等大多数经典作品都由人文社出版，这些作品是一个版权的富矿。为了让有不同需求的读者都能够分享到这么多经典作品，人文社多年来一直在做有关的工作。

近年来，在古典文学方面，人文社出版了四大名著的大字本、珍藏本等，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把那些由著名学者校注的经典作品纳入这个系列。外国文学方面从2019年开始推出“新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150多种。前两年开始还陆续推出“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系列”，现在出了70多种，反响也非常好。

“人文经典文库”这套书从2024年底开始启动，到2025年7月份推出第一辑30种，这几天又推出了第二辑30种。第一辑30种发行了三个月就有11种加印，可见大家对这套书的欢迎程度。每一辑书我们都做到了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兼顾，把那些影响巨大的中外文学名著纳入丛书。有一些著作可能本身是经典，但今天确实很少有人读，这套丛书暂时就不会收录。到2025年底希望出到100种，可能会有一百六七十本的体量。

臧永清谈到，这套书出来以后确实有不少读者表示赞许，它是小开本，十分便携。封面最初设计了很多个，最后选择了体现名著本书、比较淡雅的方案。正文纸张采用的是中国出版集团开发的专用纸，这种纸护目性特别好，希望每个读者看的时候不会有反光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体验。另外，这套书也为上班族的女性读者考虑了很多，为什么？女性读者现在背的小坤包都不大，放一本小巧的平装书正合适。还有学生读者，比如学习大部头的《红楼梦》，现在分成了6小本，学习到哪些章回时，就把那一小本带着阅读。

总之，“人文经典文库”是人文社为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精心设计的，也十分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人文经典文库（第一、二辑）”揭幕仪式。

康震、文铮共话“经典阅读在当下的意义”

上半场嘉宾对谈。

嘉宾对谈分为上下半场，主题分别是：“经典阅读在当下的意义”和“在当下如何读经典”。上半场由康震和文铮教授对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在回答主持人关于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标准的问题时，康震教授说：经过长时间检验，这些书籍在任何时候，当你读到它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依然能够陪伴你成长，并且为你的成长提供依然新鲜的滋养，这就叫经典。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一再要去读这些已经过了几千年、几百年的经典著作，或者是诗选、文选？就是因为当我们遇到困扰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得到精神上抚慰的时候，当我们非常渴望一种方法论、一种价值观再次给我们以提升的时候，我们拿起这本书非常吃惊地发现，虽然它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几百年，但它依然像产生之初那样的新鲜，富有活力，以及保持着固有的深刻，经过了几代、几代人反复的检验、批评、批判和反思，人们依然认为它对我、对我们具有非凡的价值，这就是经典，也是经典的魅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铮。

文铮教授对于经典这样理解：真正给经典下定义的应该是百科全书、是字典的事情。对于我们更多的读者来讲，经典应该就有一个，不是标准，而是感受。一部经典作品，不管是古代经典，现代经典，还是中外的经典，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多元的解读空间。所谓多元的解读空间，可能听起来好像很陌生，其实是说，如果你能像在学校考试的时候，用简单的一句话把一部书概括，那它肯定不是经典。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包括《红楼梦》《哈姆雷特》这样的作品，老师不是都让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吗？但那只是功利性的阅读，那是你为了考试、为了获得分数的阅读。但是真正的经典，应该是去功利化的阅读，是为自己的阅读，是把自己当作那个时代活生生的人一样，对得起自己的阅读。

文铮认为，在这样的阅读下，一部经典里面应该有多种的解读。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比如说这套“人文经典文库”第一辑里面的《红楼梦》，一共6本。如果大家看过脂砚斋的评语，可以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脂砚斋是怎么评价《红楼梦》，是通过什么角度来看的。如果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面把叔本华的哲学引进来，引入了悲剧美学。鲁迅又把它当作投枪、匕首，张爱玲又把它当作女性抗争的一种诉求。至于现在，有的企业家可能在《红楼梦》里看出一个企业该怎么经营；如果是一个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从里面可以看出关于非物质文化的东西。所以一部经典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会有不同的解读。而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讲，也会有每个人的解读。一个经典，你可能喜欢它，它是经典；但你不喜欢它，读了它而反对它，也是经典。所以经典应该有一种多元的解读空间。

此外，一个经典不是永远的经典，一个曾经不是经典的书会不会变成经典？会变成经典，比如很多的书从一开始的时候，像《水浒传》《红楼梦》，还有我们熟知的《日瓦戈医生》，像这样的作品开始不是经典，后来经过时代的淘洗慢慢变成经典。还有一些一开始是经典，但是经过时代的推移，有一些以前的经典，现在并没有很多人阅读，我们就不考虑先出版它。咱们举古代的例子，清代有一本小说《玉娇梨》，可能研究清代文学的人知道，这部作品在刚刚出版的时候真是洛阳纸贵，甚至这部书成了当时在19世纪初的时候被译成外国文学作品的一部最早的中国文学，连歌德都看过这部书，甚至歌德看完这部书之后才产生了世界文学的想法，你看这本书影响多大？可是现在除了对古典文学、明清文学有偏爱的人来讲，其他人谁还读这部书呢？所以有的经典，以前是经典，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经典的光环。

总之一句话，经典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可能以前不是，后来慢慢是；可能以前是，后来慢慢不是。但是它必须得是我们每个人从中能看到我们时代的、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作品。

对于当下人们阅读经典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读书越来越浅的现象，康震教授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文社要做这套“袖珍本”的原因。人文社肯定没有这样的期待，说一个读者把我这出的一百多种全部读完，也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时间确实不太够，现在做成这种小本子，你就带在身上，不要带那么多书。一个人一辈子不需要读很多很多书，但是你要读透一本书。我记得贾平凹曾经出版过一本文学对话录，书名就叫作《穿过云层都是阳光》。这些书就像是不同的云层，但是穿越它之后殊途同归，我们都能看到阳光，也就是真理。你看苏东坡这本书，你把它读透了也就够了。你读《论语》这本书，你把它读透了，它所达到的目的可能跟读苏东坡这本书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你这一辈子如果真的读了人文社的其中一个袖珍本，你把这本书任何时候都不停地翻它、不停地看它，把它读透了就行了，人文社出这套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如果你把苏东坡读了四分之一，又把《论语》读四分一，又把杜甫读《四分之一》，你每天都像狗熊掰苞谷一样，掰一点丢一点，看上去读了很多，但是对你没有任何意义，顶多是充实了你的谈资，跟别人聊的时候仿佛很渊博，其实是很宽泛的。宽泛和渊博是两回事，为什么？渊博有一个前提，他必须深刻。所以一本书如果读得很透也能叫渊博，但你泛泛地读很多书，那就是宽泛。

在这个方面，读书人一定要变得聪明一点。以前有一句话说，“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指打仗，其实阅读也是一样。当你把一本书完全读透了，都掌握了，你终于明白苏东坡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了，你想想，还有比把一个快一千年以前的人读透这件事更重要的吗？你的朋友天天跟你在一起，你都未必能读透他。但是你只读了人文社这个非常有标志性的小蓝皮的《苏轼词选》，如果把这本书读透了，改天你跟朋友说苏东坡到底是啥样的人我终于明白了，你放心，你也会把身边很多朋友一一读透的，因为你从中不仅学到知识，还有方法、路径、价值观，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读书不在意多，而在于精、深和透。

谈到“人文经典文库”中外国文学作品对于译本的选择，文铮教授说：如果大家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拿不准的话，以前大家会听到很多的标准，比如是一个译者译的，还是多个译者译的；打开书以后看看里面其他一些信息，比如一句话里如果句子太长，有翻译腔，或者有三四个“的”的话就不是优秀译本。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问题现在几乎都被解决了。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一个优秀的译本？其实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群雄割据的状态。以前旧的模式打破，但新的模式还没有建立。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事情要认准，尤其在国内，我们的出版社大家要认准。因为现在我们只有选择相信出版社，比如外国文学作品，经典外国文学作品，如果常读书的人就会想到有几家社。有人说你可以选择译者，但不是所有译者都像朱生豪先生、傅雷先生那么有名。现当代的译者做的工作都是透明的。如果你读了一本翻译的图书，老想着那个译者的话，这个译者肯定没翻译好，为什么？因为你读书的过程中想着译者，多半是在骂：这译的叫什么。但如果读了书以后，你忘掉了这个译者，从来不提他，只评这本书的好坏，那就证明这个译者成功了。有时候我经常偷着去豆瓣看看我翻译的那些书有什么评论，几乎都没有评论翻译的，全是评论内容的。我想这证明了我翻译的还不错，至少没让大家觉得饭里有沙子的感觉。

文铮说，我拿到“人文经典文库”第一辑的三十本时，看到其中外国文学的译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是几代译者的共同努力，可是大家不知道译者的名字。但是我们搞专业的人一看，有我们爷爷辈的，有我们老师的老师辈的，也有我的学生辈的，也有学生的学生辈。但是这些译本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人文社的《尤利西斯》一个是金隄老师翻译的，另外一个译本是萧乾和文洁若老师翻译的，都是好译本。但是如果你拿两个译本对比来读，你觉得好像这部作品不是同一个詹姆斯·乔伊斯在说话。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如果你不是做文学研究的，你想从文学中获得文学的感觉，获得阅读的习惯，当然《尤利西斯》很难，如果想获得阅读快感的话可以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金隄的翻译。所以翻译各有千秋，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神曲》的翻译，田德望先生翻译的。《神曲》应该是诗体语言，可是田德望先生恰恰翻译成散文体，为什么翻译成散文体？田德望先生说，我不是诗人，只有诗人才能把诗翻译成诗。但是，说实话，田德望先生的文学造诣以及他超过原来体量好几十倍的注释，已经足能够显示到这个译本的含金量以及它的可靠程度。

康震教授最后总结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能也承担了一所大学的功能，当我们每个人都走向社会之后，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进入到一所大学里面进修，我特别想起高尔基写的《我的大学》。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文学爱好者来讲，它就是我们的大学，这些经典的注本就是一直跟随在我们身边的最经典的教材，我们虽然已经暂时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开始工作，但只要这个文库陪伴着我们，我们就仿佛还依然在学校里面，它是我们的老师，它也是我们的同学，同时它也可能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和我们的大学进行对话。

李洱、张天翼探讨“在当下如何读经典”

对谈下半场。

在发布活动的下半场，李洱和张天翼老师带来了精彩分享。

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李洱。

李洱的《花腔》也入选了人文社这套“人文经典文库”第二辑，刚刚拿到样书的李洱老师，首先回顾了小开本、袖珍本的出版历史，西方的《圣经》是比较早出现袖珍本的。而我们现在每天看手机、看短视频，我们听各种各样的歌曲，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进入到看上去是视觉、听觉文化，比如看视频。现在这套小开本的经典丛书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阅读，因为它非常方便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套书的出版意味着，这是从结绳记事到数字阅读，这是整个出版史和阅读史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阅读的挽救。我们的阅读现在越来越弱，或者是机会少，或者是不便利，或者人们被别的所吸引。这个时刻，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非常非常关键。这套丛书的出版意味着我们的出版人在尽力地做工作，尤其他们出版的还是经典，所以它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在听觉文化、视觉文化当中做出的非常重要的选择。

青年作家张天翼。

张天翼谈了对于人文社这套小开本文学经典，在轻松阅读方面的作用：说到轻阅读的问题，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觉得书的敌人是手机，我们要想办法对抗手机。我夏天的时候听了梁鸿老师的一个讲座，梁鸿老师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梁老师讲了几句就说，今天很不好意思，我精神不太好，因为昨天夜里刷短剧刷到两点钟。当时我们在下面很惊讶，因为觉得梁老师肯定是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和研究习惯、作息时间，怎么会也败在前视频前面？我跟朋友们聊起来，大家隔一段时间就会说贾樟柯导演也在看短剧，说到哪个作家也在看短视频。好像我们文艺的创作者们都已纷纷败下阵来。确实，手机这个东西过于便利，有的时候便利要有一个界限，因为它的便利已经超过我们普通人的意志可以抵抗的那个界限。其实我平时也在对抗手机，用书去对抗手机，因为我这些年，坦白说我读书的时间也被刷微博、刷小红书占掉很多，但是我没有败在短视频面前。

所以我觉得文库本这套书的出现非常及时，我看到它觉得会是对抗手机的利器，因为它也做到了便利，我们去上班或者去公园，可以让它变成我们的搭子，逛公园的搭子，或者喝咖啡的搭子，放在口袋里，一带就能带走。它在方便这个领域上可以做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或者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它的便利可以跟手机去拼一拼，也许我们的阅读习惯也能够借助这套文库本慢慢再建立起来，去培养阅读的肌肉，这个精神上的肌肉。我有时候会想，霍金可能没有赶上智能手机的时代，如果他赶上这个时代，可能他也没有时间“简史”了，因为只要有一根手指就可以不停地滑手机。所以这个文库本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个习惯的话，不可能一步就到达，比如我们要锻炼引力向上的动作或者学习倒立，我们要一步一步把动作分解，这个文库本就是让我们把大块头的读经典的任务分解下来，让每一步都变得更轻松，我们不会卡在目录页上。我看到很多人读大块头的书说卡在目录页，但是文库本一定保证咱们不会卡在目录页。

说到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花腔》入选了“人文经典文库”第二辑，李洱分享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某种意义上寄托了我的一种理想，所以我一直说这部作品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莫言对格非说了一句话，莫言看完《花腔》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部书晚出版了两年，如果早出版两年的话它就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晚出了两年，它变成了新世纪。莫言这句话的意思很丰富，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他说的是20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到21世纪，20世纪的一些基本的命题可能已经过去，我们完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20世纪不是那么容易过去的，所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20世纪是个短世纪，另外一种说法是20世纪是很长的世纪。我的看法是，20世纪并没有结束，其历史惯性一直延伸到21世纪，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一惯性的影响之中。20世纪中国人面临的那些基本的难题、精神的难题到现在并没有结束，这也是中国人仍然需要继续奋斗的一个重要原因。葛任面临的基本困境，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相处、如何和世界打交道、如何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仍然保持自己个人的某种自尊、自爱、自己的独立性，这个问题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也不会消失。所以我认为莫言的这个说法是一种对中国现实或者对世界历史寄予过多美好的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现在能够入选这个袖珍文库，也可能会提醒读者，或者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在今天所解决的问题和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经典，什么叫经典？就是书里的问题是对人类基本问题发言，或者对我们的传统、对我们的文化甚至对我们的文明重新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在小说艺术上有些探索，在结构、语言有些探索，只有这种书才可以说是经典，才有可能进入这套文库。

《花腔》这本书是对我们已有的问题发言，也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现实、传统或者对我们的文明发言，并且非常艰辛地探索一种新的文明，即便是探索新的文明我们也能够保持自己的个人性、独立性、个人的自尊，这点对我们来讲，在今天依然非常非常重要。

在人文社接连出版了《如雪如山》《人鱼之间》的张天翼，谈到个人的阅读以及在写作中如何从伟大的经典中吸取养分时说：我看到文库本的书目发现，有一半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读的，有一半是二十多岁读的，还有很多是后来一直在重读的，所以文库本就是我自学写小说的像教科书一样的东西。这里面有一本叫做《安娜·卡列宁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写小说的教科书，因为这本书让我知道写小说的作者最要着力的地方是什么，我现阶段认为是这样，就是复杂。小说作者要极力地把你的人物、把小说的世界写得复杂，要有明明暗暗的灰色，而不是只有高明度高彩度的色彩。

最后，李洱总结了经典阅读对于年轻读者的重要性：首先读书要追求一种快乐，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读书的快乐当中会更进一步地或者说成倍地放大，这“人文经典文库”里也选择了《论语》，我们看《论语》前面三句话讲的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的哲学，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实际上是追求一种快乐的。我们读任何一本经典，我相信刚开始读起来觉得比较艰涩，甚至跟我们的知识储备有时候不相称，或者我们还达不到。不要紧，你读进去就会感到快乐。如果你读得不是很清楚，再读一遍你一定会感到快乐。在这个快乐当中，如果你感受到这种快乐，你就会自觉地对文化的传承、对文化的建设，包括对传统的重构，想到要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你对语言的责任感，也是你的内在的需求。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