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到为止：明朝是否有效经略过西藏？

众所周知，元朝是对西藏实现有效管理的第一个中原王朝。

大致在1349年前后，前藏的大部分地区归入到了帕竹万户的控制治下。1354年，帕竹万户长绛曲坚赞，利用萨迦派内讧之机攻入萨迦寺，收缴了元朝赐予萨迦世代管理乌思藏的敕封，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其据为己有。

不久，绛曲坚赞派遣使者赶赴大都请封，元顺帝封其为“大司徒”，允许子孙世袭。这就意味着，帕竹政权正式取代萨迦政权，成为了卫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帕竹政权与之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接触。

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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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加强与西藏的深度交流？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与蒙古帝国的前几位大汗类似，明初的几位皇帝也对西藏的宗教文化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就拿朱元璋来说，少年时代出家为僧的经历，使他对佛教抱有一定好感；在波澜壮阔的反元浪潮中，目睹了佛教作为凝聚民心、对抗中央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似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佛教在连接中原与西藏关系中所能发挥的桥梁作用。为此，他特派遣高僧宗泐出使西藏，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广泛搜集重要的佛教经典与文献。

用发展的眼光看，以上种种，为他的继任者推行怀柔藏传佛教以及恢复汉藏往来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版风格迥异的朱元璋画像

大概是受到父亲朱元璋的影响，成祖朱棣也对佛教抱有显著好感。再加上他在“靖难之役”中得到了僧人姚广孝（道衍）的重要辅佐，更加深了他对佛教势力在政治上所能发挥作用的认识。

除此之外，明朝也迫切需要通过与西藏的茶马贸易获取优质马匹，增强军事实力。

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一般认为始于北宋。贸易在北部和西部的边界沿线进行，而垄断了茶叶的中原王朝一直掌握着贸易的主动权。

一方面，西藏人不仅有长期饮茶的习惯茶，佛教礼仪也需要茶，渴求从中原地区得到砖茶；另一方面，明朝对西藏马的重视，不亚于对蒙古马的渴求。所以，加强“茶马贸易”，本质上是双赢的。

朱棣画像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帕竹政权从未对明朝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但双方确实在边界地带爆发过多次规模不大的武装冲突。因此，明朝的君臣们还是对这个已经高度“佛教化”的地方政权保持着高度警惕。

可即便如此，加强与西藏的联系，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

纵观有明一代，北方的蒙古——无论是大汗直属的“鞑靼”还是外戚“瓦剌”——一直都让明朝上下感到困扰。这就意味着，确保与西藏接壤的北部边界，尤其是安多、康区等过渡地带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可以说，通过与西藏在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的交往，可以减少摩擦，缔造可持续的和平局面，从而将更多精力集中于防御蒙古。

修筑工事的明朝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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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时代的深度交流

尽管朱元璋曾派遣僧人宗泐等人出使西藏，但真正积极拓展明朝与西藏各地政教势力关系的皇帝，其实是朱棣。

有观点认为，“朱棣通过封赐、召请等带有‘分而治之’色彩的策略，有效分散了西藏可能形成的联合压力，从而维护了西部边疆的稳定”。

但现实情况正如文章开头所说，从14世纪中叶开始，卫藏地区就已经呈现出了宗教与地方势力多元并立的局面。不同教派的藏传佛教集团相互竞逐，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教权威。

鉴于此，西藏的“分裂”是内部政教格局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非明朝政策主动导致的历史特征。而前面的解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强调了中原王朝对西藏内部局势的主导作用。

南京明皇宫遗址

学界认为，朱棣之所以看重与西藏的往来，其动机包括以下几点，即“巩固帝位的正统性，获取西藏地区的优质马匹以增强军备，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充分了解西藏的政教情况以制定有效政策。

坦诚说，这些都是非常务实稳健的选择。

1403年，朱棣派遣宦官侯显为使节携诏书前往西藏，邀请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教主（五世噶玛巴）前来中原。

据史料记载，诏书不仅明确表达了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与兴趣，更反映出了“皇帝希望将自己塑造为明太子与马皇后的孝子”的心理，因此希望五世噶玛巴能够为自己主持一场以追荐先帝、太后为名的法事，强化自己的正统形象。

由此可见，借助藏传佛教力量来巩固帝位的合法性，是朱棣主动邀请五世噶玛巴前来朝觐的重要动机。

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五世噶玛巴欣然接受了邀请，于1407年率领使团抵达南京。

为了彰显对此次会晤的重视，官方不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待这位宗教领袖，还馈赠了一行人众多的珍贵礼品。与此同时，朱棣还专门为其建造了一座寺庙，作为其在京期间的驻锡之地。

作为对明朝厚待的回应，五世噶玛巴不仅为已故的朱元璋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超度法会，还为皇帝和皇后讲授佛法奥义。在抵达南京两个月后，他被朱棣册封为"大宝法王"——这一封号曾在元朝时授予萨迦派领袖八思巴。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朱棣似乎在有意暗示对方，期望能够延续元朝建立的政教关系模式，即西藏作为中央王朝的附属地区，由受封的教派领袖代行治理之责。不过，五世噶玛巴委婉地拒绝了这一政治安排。

成祖朱棣颁给五世噶玛巴的敕书与“大宝法王”之印

实际上，在朱棣在位期间，有多位藏传佛教的高僧受邀或自行前来都城南京朝觐。明朝官方不仅给予了他们高度礼遇，还赐予封号和很多财物，朱棣本人也多次接受过他们的宗教指导。

但在众多藏传佛教领袖当中，有一位最具声望的高僧始终未能被朱棣请至明朝，他就是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

资料显示，进入14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僧侣们的宗教戒律日渐废弛，腐化堕落现象极为严重。

到了明朝初期，这种不守戒律、追求享乐的大趋势依然有增无减。随着时间的推移，藏传佛教的威望不复往日，自身发展也陷入了困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游走于西藏各地寺院立宗答辩，讲经授徒，著书立说，赢得了很大声望的宗喀巴，在1388年创立了格鲁派（意为“善规”）。

鉴于格鲁派不分显宗与密宗，严格遵守戒律，注重禅修，主张僧人应远离世俗政务，给处于困境中的藏传佛教带来了新气象，因此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宗喀巴本人也成为了卫藏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

宗喀巴佛像

朱棣听闻其名望，于1407年遣使入藏，试图邀请宗喀巴前来中原。然而，宗喀巴以路途遥远、自身年老体弱为由，婉拒了对方的邀请。

1413年，不甘心的朱棣再次遣使赶赴西藏，试图说服宗喀巴亲赴南京。一方面，宗喀巴依然以年迈体弱、不宜远行为由予以婉拒；另一方面，基于维系友好关系的需要，他派遣弟子释迦也失“代替自己”赶赴南京。

1415年，释迦也失一行人顺利抵达南京，不仅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还获赠大量贵重礼品。释迦也失不仅为朱棣举办了“祈祷皇帝长寿”的法会，并表演魔术，举行宗教仪式作为回报。

正因如此，在他们于1416年返藏时，朝廷不仅向宗喀巴回赠厚礼，也赐予了释迦也失大量金银器皿等贵重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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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未“控制”西藏

总的来说，成祖时代明朝与西藏的往来，固然有着一定的政治背景，但主要聚焦于宗教与文化层面。

西藏僧人的到来，尽管在客观上有助于强化皇帝统治的正当性，但相应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宗教仪式与精神领域，从未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从属意味，更没有以“大明属民”自居。

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

实际上，明朝提出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希望重建驿道系统，以便于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尽快满足获取西藏马匹的迫切需求。

由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缺乏优良牧场培育战马，使得历代中原王朝只能通过边境贸易从外部获取军马资源。在这一贸易体系中，藏人将马匹运至边境地区，用以交换来自内地的茶叶。

针对不同品质的马匹和茶叶，双方制定了明确的兑换比率，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交易机制，设立的茶马交易机构茶马司，用来监督和控制贸易。可以说，这是如假包换的商业贸易，与熟知的“朝贡贸易”截然不同。

资料显示，明廷试图维持对茶的垄断，以便规定有利于自己的价格。但是，走私者常常搅乱和暗中破坏官方意图控制这项贸易的努力，他们以远低于官方给到的的价格向藏人提供茶叶，有意打破这种垄断。

茶马古道

当然更重要的是，卫藏地区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外交空间，他们无需通过明朝作为中介与其他政权建立联系。

15世纪中叶，帕竹政权日趋衰微，西藏再度陷入到了群雄割据的状态。不久，后藏的仁蚌巴家族兴起，同时联合噶玛噶举派，控制了卫藏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海土默特、鄂尔多斯、外喀尔喀等蒙古部落，都深度参与了西藏的政治斗争。

到了16世纪中叶，仁蚌家族麾下的辛厦家族，在其首领辛厦巴才丹多吉的带领下，不仅推翻了其统治，并迅速控制了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他以藏堆杰波——意为“后藏之王”，即汉文史料中的“藏巴汗”——自居，不但继续支持噶玛噶举派，还强力压制格鲁派的发展。

鉴于此，格鲁派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世俗力量来改变劣势地位。考虑到当时的西藏地区没有任何一股世俗力量可以与藏巴汗相抗衡。于是，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更遥远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身上。

晚期的藏巴汗政权控制疆域

用发展的眼光看，格鲁派的选择是非常合理的。1559年，俺答汗率部进入青海境内。因其势力强大，明朝只能对其采取安抚政策，于1571年封其为“顺义王”。

1578年五月，俺答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西北新建成的仰华寺内展开了会晤，并仿照忽必烈与八思巴“互赠尊号”。

其中，索南嘉措赠予俺答汗的尊号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直译过来为“睿智贤明的转轮王”；俺答汗赠予索南嘉措的尊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直译过来为“法海无边的伟大上师”。

1588年，索南嘉措圆寂后，蒙藏上层人士共同将俺答汗的一位刚出世的曾孙确认为索南嘉措的“转世”，他便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对此，《黄金史纲》中如是写道，“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同太阳一般”（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藏传佛教与蒙古人的恩怨情仇）。

仰华寺会晤主题绘作

可即便如此，蒙藏双方实质性的政治军事联盟并未能立即巩固，蒙古方面给到的支持还不足以令格鲁派迅速战胜其竞争对手。

事实上，格鲁派及其所拥立的达赖喇嘛系统得以真正确立在西藏的绝对主导地位，是17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情。

从1637年开始，志在控制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在先后击败了青海的绰克图台吉，康区的白利土司以及藏巴汗之后，于1642年建立和硕特汗国，并“按照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的三次大布施之例，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奉献给五世达赖”，开启了对青藏地区的统治，

由此可见，格鲁派在西藏地区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本质上是蒙古军事力量直接干预与支持的最终结果（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和硕特汗国在西藏的雄起与崩盘（修订版））。

和硕特汗国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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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717年，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一举摧毁了和硕特汗国，结束了其在西藏长达75年之久的统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准噶尔汗国没有彻底“搞定”西藏？）。

进入拉萨的准噶尔军队，“见唐古忒人之物件则抢，遇人则杀。致使父母妻子离散，拆毁寺庙。种种暴虐，致使唐古忒人惟有怨泣而已”。饱受欺压的西藏官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最终与清廷取得了联系。

1718年，康熙皇帝命额伦特率兵数千人入藏，正式开启了“驱准战争”。以康济鼐和颇罗鼐为首的西藏贵族们，也先后在阿里和后藏起兵，向准噶尔军队发起了挑战。

在经过了第一次的惨痛失利后，清军在1720年发动了第二次“驱准战役”，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

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清廷最终在西藏建立了以达赖与班禅为核心，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

但受限于历史局限性，历代中原王朝对西藏的治理，主要是基于宗教和贵族的角度进行的，对于藏族普通民众福祉的关注比较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改变了社会结构，并开展各项建设，这里终于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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