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3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跪在刑场等待被枪决

1983年，年仅23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跪在刑场等待被枪决，行刑前她突然对着天空歇斯底里地喊道：“我是无罪的！”话音刚落，随着一声枪响她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23岁。
刑场上，翟曼霞的膝盖陷进泥土，她的眼神死死盯着灰蒙的天空，嘴唇发白，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没人理会她的喊叫，几个武警低着头没有看她，空气里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紧张，每个人都在等待那一声枪响，仿佛一切只剩下倒计时。
很少有人敢问，为啥一个年轻姑娘就走到了这一步，她不是杀人放火的悍匪，也不是偷抢拐骗的惯犯，她的“罪名”只有两个字：流氓，可在那个年代，“流氓”两个字，重得能把人压垮。
翟曼霞1960年出生在西安，家里有钱，父亲是搞外贸的，母亲做翻译，她小时候生活优越，穿着打扮比同龄人洋气得多。
后面他父母带着她去了加拿大，国外的生活让她见识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自由，也就是那段时间中，她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爱上了那里的开放和自由。
1978年国家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她跟着父母回国，正值青春年少，思想比周围人都跳脱，她喜欢游泳，穿着泳衣满校园跑，头发剪成短短的精灵头，脖子上还挂着个小银链子，走路带风。
可是，这样的女孩在那个年代是格格不入的，她回国没多久，身边就有人开始议论她，背后叫她“洋鬼子”“疯丫头”，对于很多没有接触过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当然是不被接受的。
她无所谓，照常在西安的池塘里大胆裸泳，还和男生打成一片，她有过18个男朋友，这在今天也许没什么，但在1980年代初，简直像天塌了一样，谁都不敢想会有这样的女人。
事情的转折点在1983年的春天，那一年，社会风气要“刮骨疗毒”，西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说翟曼霞在公共场所裸泳、生活作风极其不检点。
警察来找她时，她正跟几个男同学在河边晒太阳，露肤度比较高，看到警察来了，她笑着问“找我干嘛？”警察的脸色很难看，没和她多废话，直接把她带走。
审讯室的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翟曼霞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臂，眼神里没有一丝慌乱。
桌面上摊着厚厚一叠材料，上面全是她的名字和那些与她走得近的男生的情况，还有几张模糊的照片，能看出她在水边大笑着，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脖子上。
一名警察用手指敲着桌子，语气低沉，“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这些事就没人管得了你？”他眼里带着不耐烦，像是在看一个闹事的孩子。
翟曼霞眨了下眼睛，嘴角微微上扬，“我谈恋爱，游泳，这也要被抓吗，我又没偷东西，更没打人。”
警察的嘴角抽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你这样的人，带坏风气，你自己觉得没事，可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在议论你。”
她用力呼出一口气，抬头看着天花板，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就是穿得少了点，不就是朋友多一点，我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负责记录的人抿着嘴，眼神闪烁，不敢直视她。气氛僵硬得像要凝固。
等到宣判那一天，翟曼霞站在法庭中央，背挺得笔直，法官低头读着判决书，声音很平静，没有任何情绪。
她没等念完，直接打断道：“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做自己。”她的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倔强。
法官没有抬头，敲了下桌子，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进了那一声沉闷的木槌声里。
她父母跪在地上求情，哭得几乎说不出话，她只是低头看看他们，然后轻声说：“别怕，我不后悔。”
案子很快被定性为“恶性流氓案”，那时西安到处贴着她的通报，学校里、单位里都在开会讨论“流氓罪”的危害，熟悉她的人，不敢出声，怕被牵连。
有人悄悄议论：“她就是太张扬了，不知道收敛。”也有人说：“其实她没害过谁，就是太过前卫了。”
行刑的前一天，翟曼霞在看守所里和同号的犯人说话，她说自己最想再游一次泳，“水里最自由，什么都不用想。”
有人问她怕不怕死，她摇头：“怕也没用，至少我活得像我自己。”夜里，她没怎么睡，盯着天花板发呆，偶尔会笑着摇摇头。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她被带上警车，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乱，脸上没什么表情，到了刑场，她跪下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破了皮，但她没喊痛。
四周一片死寂，只有一个士兵的鞋踩在碎石上的声音，有人拉起她的肩膀，她挣开了，自己跪好，行刑官举起枪时，她突然仰起头，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决绝：“我是无罪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只有风还在吹。
枪响之后，没人敢出声，执行的人把枪丢在一边，掩面走开，翟曼霞的母亲在远处晕倒，父亲瘫坐在地上，手死死抓着裤腿。
她的死后来被很多人讨论，甚至在法律圈里也引发了反思，后来流氓罪被废除，像翟曼霞这样的人不会再因为生活方式而被判死刑。
翟曼霞没有答案，也没有机会再说出自己的故事，她短短23年的人生，像一场急促的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留下的回响，却比许多人都要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