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吴石牺牲后，李克农还留了最后一张底牌！

很多人都以为，蔡孝乾一叛变，吴石一牺牲，台湾的地下党就彻底断了线——连国民党自己都这么觉得，可他们不知道，李克农早留了最后一张底牌。

蔡孝乾不是普通联络员，他是台湾工委书记，手里攥着整个地下党的脉络。1949年12月他第一次被捕，趁看守不注意跑了；可1950年1月第二次落网后，没扛住几天就全招了，从工委委员到街头联络员，1800多人的名单像流水一样报给保密局。先是陈宝仓、聂曦被抓，接着吴石在3月1日被捕，受了四十多天酷刑，左眼都瞎了也没认罪，6月10日就和朱枫一起牺牲在马场町刑场。那段时间，台湾街头到处是保密局的黑色汽车，只要被点到名的，基本没跑。地下党同志要么牺牲，要么躲进深山，连传递消息的渠道都快断了，国民党报纸还专门登了“共谍巢穴全覆没”的新闻，等着看李克农的笑话。

可李克农在北平接到消息时，没像旁人那样急得团团转。不是他不心疼牺牲的同志，是他心里清楚，1931年派去潜伏的程一鸣，还没暴露。这张牌藏得极深，连吴石都不知道程一鸣的真实身份——按李克农定的规矩，这种级别的潜伏者，只跟他单线联系，连上级都不互通姓名，就是怕一旦有人叛变，整个线都断了。

程一鸣1926年就入了党，1931年奉命“投靠”中统。他脑子活，写情报报告又快又准，还懂点军事，没几年就混到了中统核心圈。1949年国民党撤去台湾，他跟着到了台湾保安司令部，成了少校参谋，管的就是内部人员审查。这个位置太关键了，别人查潜伏者，他却能借着审查的名义护着自己人。蔡孝乾供出的名单里，有两个联络员是程一鸣发展的，他看到名单当晚，就借着“核实情况”的由头找到这俩人，让他们假装“被冤枉”，自己再在审查报告里写“证据不足，予以释放”，硬是把人从保密局手里捞了出来，连夜用货车送到乡下躲风头。

不光救人，情报也没断。吴石牺牲后，台湾的防务情报成了空白，程一鸣就借着跟美军顾问团对接的机会，把美军在台湾的驻军人数、M41坦克的装备数量，还有国民党准备往金门增派一个师的消息，用米汤写在普通家信的字缝里，晾干后再涂上碘酒显影，托去香港做茶叶生意的朋友带出去，转交给北平。有一次，那封信差点被海关查出来，他假装成急着给家里报平安的生意人，跟海关工作人员吵了起来：“这是我妈盼了半年的信，你们凭什么拆？”吵到最后，海关没敢拆信，他攥着信的手心里全是汗——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那天怕的不是自己暴露，是断了跟组织的联系，对不起牺牲的吴石同志。

为了不暴露，程一鸣还得装成“反共干将”。1945年在重庆时，他就借着中统的身份，参与侦破了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的外围线索，靠着这份“功劳”，到台湾后又升了一级，成了中校参谋，能接触到更核心的文件。他把台湾的防空雷达部署图、国民党军队的训练计划，一点点记在脑子里，再趁着深夜没人时，偷偷抄在薄纸上藏进茶叶罐夹层。有好几次，保密局的人跟他一起开会，说要“彻底肃清共谍”，他只能跟着点头，散会后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好久，盯着墙上的地图发呆——这种对着仇人笑脸相迎，心里却记着自己是谁的日子，比在战场上拼杀还难。

后来程一鸣还在台湾待了十几年，直到1964年12月，他带着《金门防御部署图》《国民党潜伏特务名单》，还有5支无声手枪，借着到澳门公干的机会起义，才终于回到组织身边。蒋经国得知他叛变后，当场摔断了电话，连夜清洗情报系统，台湾对大陆的情报网好几年都没缓过来。

现在有人说，程一鸣的潜伏太“憋屈”，没有吴石那样轰轰烈烈的牺牲，可谁知道，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装了三十多年“忠臣”，每天都要跟特务打交道，还要忍着悲痛看着同志牺牲，这种坚守，比赴死更需要勇气。要是当时李克农没留这张底牌，台湾的地下党会不会真的全军覆没？那些没被抓的同志，能不能活下来？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当年躲在乡下的联络员，才最清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