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潜艇的战略与战术

日本潜艇的战略与战术

“伊-25潜艇炮击史蒂文斯堡”：1942年6月21日夜，日本伊-25潜艇向位于哥伦比亚河河口、俄勒冈州境内的史蒂文斯堡发射了17发炮弹。这是二战期间美军本土大陆军事基地遭遇的第二次袭击【理查德·L·斯塔克绘】

日本B-1型潜艇剖面图（约1944年）

尽管国际法试图取缔或限制潜艇行动，但20世纪20至30年代，各国仍大力建造潜艇。英国虽认定潜艇对其海上安全而言“威胁大于价值”，决心废除潜艇，却仍持续建造潜艇并探索设计方案；美国拥有的潜艇数量不断增加，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潜艇多为用于海岸防御的小型艇。对于海军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言，潜艇是弥补其主力舰队规模不足的手段：法国始终是潜艇的主要拥护者，将其视为“舰队均衡器”，并启动了大规模潜艇建造计划，其中包括建造巨型潜艇“絮库夫号”；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已秘密筹备重建潜艇部队，且成效显著——1935年，德国与英国签订协议、基本摆脱潜艇建造限制后不到一周，便下水了首艘潜艇。而日本则在远洋潜艇建造领域走在前列，其潜艇政策的制定，以末次信正海军上将提出的战略原则为基础。

20世纪30年代（条约时代末期），潜艇建造节奏加快，但全球海军战略家对于潜艇部队的“最优用途”尚未形成统一看法。显然，一战期间的海上同盟国，其潜艇战略均未充分考虑“潜艇作为商业袭击舰具备惊人破坏力”这一事实：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官方层面仍将潜艇主要视为“舰队作战的辅助力量”，尽管美国海军中颇具影响力的潜艇军官私下主张，若与日本开战，应采取积极的商业袭击策略；英国虽努力跟进潜艇设计与技术的最新发展，却未能制定连贯的潜艇战略——部分原因是财政紧缩，另一部分则是英国皇家海军始终将主力舰队置于优先地位，这导致英国在太平洋的潜艇部队“数量不足、航程有限”，无法对日本发起进攻性作战，只能被用于防守新加坡基地（尽管一战已证明潜艇在防御角色中作用有限）。

到20世纪30年代末，考虑到当时的政治与军事现实（尤其是西地中海地区意大利的直接威胁），法国建造“絮库夫号”的战略考量已明显脱离实际。在西方海上强国中，仅有规模虽小但正复兴的德国海军，将“摧毁敌方海上贸易”作为潜艇部队的核心目标。针对“一战中最终遏制德国U艇攻势”的护航体系，卡尔·邓尼茨海军中校设计了新的“狼群战术”——即潜艇在夜间以水面航行状态集结，协同发起攻击。

这种战术的协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潜艇与岸上指挥部之间“大幅改进的通信系统”：岸上的高频无线电发射器可向远海潜艇发送信息，而功率极强的甚低频（10-20千赫兹）信号，即便潜艇处于水下状态也能接收。尽管潜艇需上浮才能发送信号，但无线电通信的这些新发展，不仅提升了潜艇的侦察价值，还使潜艇部队的指挥控制更高效。当然，20世纪30年代末趋于完善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也让敌方能够探测到“正在发送信息的潜艇位置”——这成为二战期间反潜战（ASW）发展的关键因素。

20世纪20年代中期，末次信正海军上将为日本潜艇部队赋予了多项任务，理论上使其成为“远程进攻体系”：对驻港敌方主力舰队进行持续监视；当敌方舰队离港时，对其进行追踪与侦察；通过潜艇追击实施伏击，在日本主力舰队与敌方舰队展开决定性水面交战前，摧毁部分敌方主力舰，削弱其作战力量。

到1930年，这套融合“远程持续监视、追击、伏击、消耗敌方”原则的战略，已与20世纪20年代“70%兵力占比原则”类似，成为日本海军军令部规划对美作战时“深信不疑的信条”。但令人惊讶的是，出于尚未完全明确的原因，这套战略的“各战术环节从未经过实战测试”——这与日本海军对其他战术问题的“严格测试”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J3型等“高水面航速大型潜艇”的列装，日本海军终于开始针对“监视、追击、侦察、伏击敌方舰队单位”的战术，开展频繁且高强度的训练。

1938-1940年的训练与问题暴露

1938年，日本海军启动一系列演习，测试潜艇及艇员在“敌方附近高强度巡逻”中的效能；次年，海军开始深入演练潜艇攻击战术，首先从“近距离监视严密护卫的敌方大型水面舰艇”（包括驻港舰艇与航行中舰艇）入手。至少可以说，演习结果令人不安：部分试图接近舰队目标的潜艇，误入驱逐舰巡逻水域，被判定为“已被击沉”；另有部分潜艇因无线电通信暴露位置；还有一些潜艇虽在驱逐舰与飞机实施高强度反潜行动期间，通过水下潜航未被发现，却错过了重要的无线电指令。

从这些演习中，日本海军得出了若干结论，并最终转化为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标准操作程序”。但对日本潜艇部队而言，这些结论“无一能支撑有效的潜艇战略，部分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在敌方水域实施长期监视时“高度强调隐蔽”，看似符合常识，却导致战争期间日本潜艇指挥官在美军海岸附近“过度谨慎”；这也解释了日本在战时“使用潜艇搭载的水上飞机（尤其在月夜）侦察敌方港口与基地”的做法——以替代潜艇自身侦察（尽管这种战术在战争中用于侦察多个同盟国基地，却未取得任何重要作战成果）。毫无疑问，1938年演习最关键的教训是：“对远距离且防卫严密的敌方基地，维持潜艇近距离监视”难度极大——这是首个“明确证明日本潜艇作战原则不可行”的证据。

拦截战术的核心与局限

潜艇拦截作战成功的关键，在于“合理部署潜艇”，以获得对“推进中的敌方舰队”发起最佳鱼雷攻击的机会。经验表明，鱼雷攻击的最佳位置是“与目标舰艏成50-60度角、距离约1500米（1650码）”——即便潜艇指挥官对目标航向与航速的估算略有偏差，或目标改变航向，在此位置发射鱼雷的命中率仍最高。潜艇要抵达这一“最佳攻击点”，需具备“最大机动自由度”，以便抢占有利阵位、横切敌方预定航线：若已知敌方航向，拦截作战要求追击的潜艇“抢在敌方舰队前方”，在预定位置设伏并机动至理想发射阵位；若未知敌方实际航向，则需在“敌方最可能经过的航线”上部署“警戒线或伏击线”。

1939-1940年，在日本本州岛至密克罗尼西亚的西太平洋海域演习中，日本潜艇开始演练“远程拦截作战”所需的战术。演习中，通常指定“甲部队”防守密克罗尼西亚，抵御从日本方向南下的“乙部队”（模拟入侵方）。按照设想，乙部队离港后，甲部队需“发现目标、实施追击、保持接触，最终通过伏击将其摧毁”。但甲部队的潜艇指挥官沮丧地发现：即便凭借水面航速，也仅能勉强与推进中的乙部队保持接触；要“抢在敌方前方设伏并进入理想发射阵位”难度极大——尤其是潜艇必须在水下发射鱼雷，而一旦下潜，机动性便几乎丧失，导致敌方水面目标常能“毫发无损地快速通过”；水面发射鱼雷更无可能，因为潜艇不仅易被巡逻驱逐舰发现，还会暴露在执行反潜任务的舰载机视野中。

这些演习还让日本海军得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教训’和一个更为不祥的结论”：由于潜艇、岸基轰炸机与水上飞机在“防守日本占据的密克罗尼西亚环礁”中发挥了作用，日本海军坚信“潜艇与飞机对西太平洋日本岛屿基地防御具有重要价值”。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中，潜艇在岛屿防御中作用甚微（仅能作为“被困守军的补给舰”）；而当1943年末美军两栖部队进攻密克罗尼西亚时，日本飞机数量已严重不足。更关键的是，演习向潜艇艇长们证明：“拦截战略中的‘追击-保持接触-歼灭’环节”几乎无法实现，且这些长期作为日本潜艇战略核心的战术，本身存在巨大风险。

协同攻击理念的缺失与战略碎片化

由于日本海军从未组建“计划中的远程攻击群”，无法得知这种作战编制可能衍生出何种战术与指挥体系。但从1939-1940年的演习中可明确：尽管日本海军组织过潜艇编队演习，却从未形成“协同攻击”的理念——具体而言，德国（及美国）的“狼群战术”理念（即由随艇指挥官指挥麾下多艘潜艇，对共同目标实施多波次攻击），显然从未进入日本潜艇部队指挥官的视野。

日本潜艇的作战模式（无论战前演习还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始终是“由岸上指挥部掌控潜艇部队”：日本海军仅建造了3艘甲型1（A1）型指挥潜艇，导致“以大淀级（Ōyodo-class）巡洋舰为核心的海上指挥体系”从未落地；例如，日本可能在“敌方预期推进航线”上部署潜艇伏击线或警戒线，并为潜艇分配阵位，但潜艇一旦就位，通常只能等待岸上指令才能调整位置。日本潜艇部队“既未形成协同攻击理念，也未建立实现该理念所需的技能与指挥体系”，这是其战时潜艇作战成果寥寥的另一重要原因。

德美两国海军发展“协同攻击” 的作战原则，初衷是用于“商业袭击”，而非“攻击敌方主力舰队单位”；且自末次信正时代起，日本潜艇 作战原则便明确以“敌方主力舰队”为目标，而非“优先打击敌方海上交通线与贸易”。不过，日本海军并非完全未意识到“商业袭击的可能性”：1940年10月的演习中，日本海军曾部署多艘潜艇，在日本本土关键海上通道（本州与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四国与九州之间的丰后水道、东京湾入口处的浦贺水道）巡逻，通过“模拟攻击日本商船”，测试本国商船队对潜艇袭击的脆弱性。

由于日本反潜能力不足且忽视护航，仅5天内，参与演习的潜艇便“击沉”了133艘日本商船。考虑到4年后，这些水域正是“美国潜艇制造惨重损失的战场”，不禁让人疑惑：为何此次演习的教训未得到重视？遗憾的是，日本指挥官从中得出的核心结论，并非“潜艇作为攻击方的进攻潜力”，而是“潜艇易被无线电测向技术探测到”这一弱点。

毫不意外的是，日本海军“忽视本土易遭潜艇封锁”的同时，也普遍不愿“将‘打击美国沿海及跨太平洋航运’的潜艇作战”列为优先任务。尽管日本最高指挥部承认“威胁敌方海上航线是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潜艇应参与此类行动”，但强调“只有在不严重干扰‘潜艇主力任务（在战斗中摧毁敌方舰队单位）’的前提下，才可实施”。

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多款潜艇设计并行”，已体现出其潜艇战略的“内在矛盾”；1940-1941年，随着潜艇型号差异扩大，这一战略进一步碎片化——导火索是1940年末的潜艇部队重组：日本海军成立了独立的第六舰队，由7个潜艇支队中的前3个组成，其余支队则分别配属联合舰队、第三舰队与第四舰队。每个潜艇支队根据“所承担的任务”开展战术训练，而由于各支队通常由“单一型号潜艇”组成（且支队间型号不同），任务规划必须“适配该型号潜艇的能力与局限”。

1941年5月的演习（旨在测试不同型号潜艇在不同作战场景中的表现），印证了这一战术现实：“巡洋舰型潜艇”虽机动性迟缓，但可靠性高、续航力强，被确认适用于“远程作战”（攻击敌方基地、破坏敌方运输线、实施伏击），但不适用于“快速舰队突击”；而航速略快的“海大级潜艇”，则被用于“追击、侦察并攻击向西推进的美国舰队”，或在“敌方进入日本水域后，部署于日本水面部队反击的前锋位置”。

1941年的演习困境与战术矛盾

1941年2-4月，第六舰队第二潜艇支队在本州与密克罗尼西亚之间海域开展演习，进一步暴露了“长期作为日本潜艇作战原则核心的‘追击-保持接触-攻击’模式”的缺陷。支队参谋部的演习报告指出了“既定战略中的重大问题”：首要问题包括“监视行动兵力不足”“易遭反潜部队发现”以及“潜艇航速不够”——前沿潜艇部队的现有兵力，根本无法有效监视“远海港口中的敌方舰队”；报告还指出，承担监视任务的潜艇需“部署在足够远的距离以规避反潜巡逻”，这导致敌方舰队常能“在潜艇未察觉的情况下离港”；即便在海上，追击的潜艇也难以“持续保持与敌方的接触”，更不用说“进入攻击阵位”。

与往年一样，“设立伏击线或警戒线”仍面临困难——由于潜艇在警戒线上“间隔过远”，敌方常能“溜过防线”。为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潜艇支队参谋部建议：在“获取敌方舰队离港信息”时，应“同等依赖日本情报机构与潜艇监视”；在“监视向西推进的美国舰队”时，应在“敌方预期航线”上部署渔船警戒线，并尽可能由“以密克罗尼西亚为基地的大型水上飞机”提供支援。这些建议，无疑是对“1941年日本潜艇拦截理念全面失效”的沉痛注解——显然，第二潜艇支队参谋部已不再相信“仅凭潜艇自身，就能在‘敌方舰队进入日本海空基地射程前’，对其造成显著削弱”。

1941年，日本海军进一步测试装备、训练艇员，却发现“潜艇在‘决定性舰队交战’中使用”的问题范围持续扩大：3月与7月，第六舰队、第四及第五潜艇支队的潜艇，演练“对严密护卫的舰队单位实施近距离攻击”，但此类行动仍频繁导致“潜艇因潜望镜被发现而暴露”。部分潜艇军官建议：鉴于“近距离攻击难度极大”，不如采用“远程发射鱼雷”，避免“潜艇暴露后敌方规避鱼雷”。尽管“远程发射”理念在20世纪20年代已提出，但令人惊讶的是，其效能从未得到真正测试；且“远程发射”与日本海军传统的“肉薄沈着”（意为“近距离决死攻击”）精神相悖——直到1941年12月战争爆发，这一问题仍未解决。

训练特点、战术矛盾与战时困境

1939-1941年日本潜艇演习的记录表明，日本海军在“将潜艇打造为‘攻击正规舰队单位’的武器”方面，试图开展“全面、严格且具创新性”的训练：战术训练昼夜兼顾，长距离与短距离作战场景均有覆盖，还尝试实现潜艇与飞机的协同，测试了95式鱼雷等新武器，并演练了“水下发射”等新战术。

日本潜艇指挥官研发“潜发射击”战术的背景是：尽管潜艇配备了“精确的测距仪与方位测定装置”，但这些设备仅能在水面使用。由于在“攻击由驱逐舰护航的舰队单位”时，潜艇指挥官更倾向于“保持水下状态”，他们会采取“下潜后升起潜望镜，获取最终方位与距离数据——潜望镜降下，潜艇向发射点接近——通过声呐方位发射鱼雷”的流程。这种战术并非日本海军独有：美国潜艇指挥官在战前也演练过类似的“声呐引导射击”，但因效果不佳而放弃。

尽管日本海军进行了高强度训练并研发新战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其潜艇战术的“核心矛盾”——“自我保全”与“主动进攻”的需求冲突——仍未解决。潜艇的本质（及其生存关键）是“隐蔽”，但要发挥作战效能，又必须在“攻击瞬间暴露自身”。正如诺曼·弗里德曼所言：“‘生存’与‘作战效能’的权衡，是潜艇战术与设计的核心。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潜艇部队仍坚守海军传统的“近距离精确鱼雷攻击”战术，拒绝转向“远程发射”（这与日本海军“普遍追求‘射程压制敌方’”的理念形成显著反差）；与此同时，日本潜艇指挥官又奉行“矛盾且被动的隐蔽原则”，即“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水下潜航，等待敌方大型舰队单位经过并成为目标”。战争爆发时，“对隐蔽的重视”已超过“主动进攻的必要性”——而战前演习表明，主动进攻往往导致潜艇“被反潜水面部队与飞机发现”。

最终结果是：日本潜艇部队被“保守作战原则束缚”，且作战目标主要局限于“摧毁海军目标”。战后，美国海军审讯人员对“日本潜艇指挥官巡逻时的怯懦表现”感到震惊，一份分析报告尖刻地指出：“实在难以相信，（日本）潜艇能在美国西海岸巡逻数周‘毫无接触’，或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海域停留超过40天‘未发现任何目标’。”

公平地说，应当指出的是，战前美国潜艇战术也表现出类似的被动性。基于战前舰队演习，美国潜艇官兵就“潜艇攻击舰队编队时的脆弱性”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例如，他们认为在舰队作战中暴露潜望镜无异于自杀，并演练依据声呐探测获取的方位数据，沿着目标航线实施鱼雷射击。战争初期美国潜艇表现不佳，部分原因便源于这些根深蒂固的战术经验；直到太平洋战场上的惨重损失带来冲击，美国海军才对潜艇作战原则做出快速调整。

然而对日本潜艇部队而言，这种过度谨慎无疑源于1939-1941年的演习教训——这些演习暴露了执行其长期以来既定任务的极大难度。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部分在于潜艇自身的设计缺陷，但更多源于“为各类任务制定的战术本身不切实际”。一位前日本潜艇指挥官认为，日本潜艇部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些为潜艇战术做出关键决策的人——联合舰队及海军军令部的参谋军官——既不了解潜艇的能力，也不清楚其局限性。

日本潜艇战略的奠基人末次信正海军上将，便是这种“缺乏潜艇实操知识”的典型代表。由于末次信正是炮术专家而非潜艇军官，他为日本潜艇设计的核心战略与战术，在实战中根本无法推行。战争爆发时，日本各潜艇艇长已深知这些战术不切实际，但作为忠诚且勇敢的军官，他们仍尽己所能履行职责。战争期间，参谋部门的设想与战场实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战争结束时，尽管付出了巨大损失，日本潜艇部队仍未能对战争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