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坛“三重保障”养老金机制就像一头碰不得的“神圣奶牛”。
自2012年实施以来,它以“通胀率、平均收入增幅、2.5%取最高值”的调整规则,为数百万老年人的生活兜底,也成了工党和保守党争夺“银发选票”的核心筹码。
即便经济学家连年警告其财政不可持续性,两党也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如今这一“禁区”正被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打破。
随着改革党在民调中持续领先,有望冲击2029年大选,法拉奇直言要审查甚至调整“三重保障”,这将掀起一场“政治屠牛”运动。
改革党所谓的“财政重置”,又将给英国养老金体系带来怎样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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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头“政治奶牛”早已不是“养得起”的福利,而是英国公共财政的“烫手山芋”。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2024年11月最新报告显示,受通胀波动和平均收入增幅反复的影响,“三重保障”带来的额外财政支出正以超预期速度增长。
2029年预计额外支出155亿英镑,较2020年的预测翻了三倍,若按现有规则持续到2070年代,这笔支出将占到英国GDP的1.5%,相当于每年要多拿出一个“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初级医疗预算”投入养老金。
更严峻的是,英国当前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8%,预计2050年将升至24%,老龄化加剧下,“三重保障”的支出压力还会进一步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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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何工党和保守党此前始终不敢动?
英国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65岁以上选民投票率常年保持在75%以上,远超18-24岁选民的40%,触碰“三重保障”,就等于放弃这部分关键选票。
但改革党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不敢碰”的默契,改革党的底气一方面源于民调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其“不依附银发选票”的政治定位。
改革党副领袖理查德·泰斯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我们从未承诺维持‘三重保障’,所有政策都必须过‘财政可持续性’这一关,如果国家持续入不敷出,最终连基础养老金都无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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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党的激进改革,不止针对“三重保障”,更瞄准了公共部门养老金和整体国家开支。
改革党初步提出的方案是,新入职公共部门员工将转为“固定缴费养老金计划”,逐步缩减固定收益计划的覆盖范围。
其次是国家开支审查,泰斯将改革党的审查力度比作“在珠峰大本营挑战极限”,计划对教育、医疗、国防等领域的非必要开支全面削减,甚至考虑合并部分政府部门以降低行政成本。
但这些激进方案,也让改革党陷入了“民粹与财政纪律”的矛盾,作为主打“迎合选民”的民粹政党。 改革党面临的“矛盾困境”,恰恰是主流政党不敢效仿的关键。
法拉奇为了凸显“财政责任感”,已废除2024年竞选纲领中承诺的900亿英镑减税计划,转而强调“先节流再减税”。
但这一调整也引发争议,支持改革党的中产阶级选民,既希望政府控制开支以避免加税,又担心养老金、公共服务缩水影响自身利益。
而工党和保守党则在“效仿”与“攻击”之间摇摆,保守党方面,2024年大选失利后,部分议员开始公开质疑“三重保障”,但资深策略师坦言:“如果改革党先动手,我们再跟进就毫无政治收益,反而会被贴上‘跟风’标签。”
2023年曾试图对300英镑养老金能源补贴实施“收入审查”,结果引发老年选民强烈抗议,最终被迫撤回,如今工党顾问认为“与其小修小补,不如等改革党探路后再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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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反对者质疑改革党“只是说说而已”,毕竟真要削减养老金,仍可能失去部分选民。
从国际经验和英国实际来看,“三重保障”并非“非保不可”,而是需要更灵活的调整机制。
参考德国养老金改革,其采用“可持续因子”,根据人口结构、经济增速动态调整养老金涨幅,既避免财政压力过大,又保障老人基本生活。
英国财政研究所(IFS)也提出建议:可将“三重保障”中的“平均收入增幅”调整为“剔除奖金后的基础收入增幅”,因为近年来英国平均收入增幅常因奖金波动(如金融业奖金)被拉高,2023年就因奖金因素导致养老金上调8.5%,远超通胀率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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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党内部也有类似声音,一位资深人士建议:“可优先提高成人所得税起征点,让老人通过私人养老金、储蓄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即便国家养老金涨幅放缓,生活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这些方案既兼顾财政可持续性,又能减少对老人生活的冲击,或许是“三重保障”改革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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