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张金昌随洪学智将军进藏，汽车上人人带枪自卫

“1959年3月14日，快到不冻泉了，小张，枪机检查了吗？”洪学智将军在吉普车里抬声一问。风夹着沙子猛地钻进车窗，张金昌捂着帽檐，用力点头。那天格尔木到温泉的路漫长而单调，海拔一点点攀升，车里却没有人敢合眼，因为谁都清楚：这条公路并不只考验肺活量，还可能随时考验扳机。

回望三天前，工作组从北京起飞，四架伊尔-14同时落在格尔木机场。下机时温差超过二十度，空气干得像砂纸，大家嘴唇立刻泛紫。当地警卫递上装备清单：每人一支54式手枪，两枚手榴弹，通讯兵额外配电台和冲锋枪。一旁的年轻战士小声嘀咕，“首长，真像要上前线。”洪学智平静回答：“运输线就是生命线，谁动它，就是战场。”几句话，把任务性质点得透亮。

这条生命线并非空想。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粮食、燃油、药品、布匹，全靠青藏公路硬扛。1950年代中期，平均每公里就停着一辆待修卡车，司机把备胎当枕头，一睡能睡出鼻血。张金昌1956年首次沿线调研时，见过战士在零下二十度的帐篷里啃半生不熟的糙米饭；蚊虫季节，需戴防蚊帽上厕所。他回京写了厚厚一本报告，提出增加野战医院数、改进营养供给等建议，被洪学智拍板采纳，那是两人首次真正合作。

此番再上高原，远比三年前更紧张。地方局势不稳，境外势力滋扰不断，公路两侧偶尔出现可疑火堆。为减少目标，工作组车辆分散行进，相隔三百米一台。开出格尔木没多久，戈壁平得像砧板，队伍却忽地停驶。前车排长跳下检查，轮胎被埋雷崩出的小碎石扎破。众人轮流端枪戒备，张金昌第一次真切感到“随时开火”不仅是口号。整整十五分钟，周围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吹氧气瓶的哨声，修好胎后才继续前行。

温泉兵站是当时青藏线上最高点之一，海拔五千米以上。人一下车，像被谁掐住喉咙。五十米斜坡，走几步就得蹲地喘气。洪学智拿起铁锹，说要给兵站“留点纪念”，竟在冻土里挖老鼠洞。这不是临时兴起，他想让随行干部切身体会官兵的日常——老鼠啃帐篷，咬皮靴，晚上钻被窝。战士苦，机关就得想办法。那一铲下去，洞口翻出冻得僵硬的旱獭，全队哄然，疲惫似乎被驱散。

进入藏区后，沿线车队改为夜行昼伏。夜里温度骤降，发动机容易熄火，司机在驾驶室点燃小火炉，烤一块切成方的青稞饼，再灌几口酥油茶，硬撑精神。张金昌事后回忆：“那茶黏得像机油，但喝一口心里踏实。”车内装的手榴弹被毛毯层层包好，防止颠簸撞针。有人问洪学智：“要真打起来，四五十人够吗？”他答：“打不赢，就抱着手榴弹把路守住，也不能让补给线断。”语气不高，却让人后背发凉。

4月初，车队终于抵达拉萨。张国华司令员迎接时，先看轮胎，再看人的脸色，拍了拍张金昌的肩膀：“年轻人，能耐高反就是本事。”随后的汇报会上，洪学智列出六项急需解决的难点：运输车离队率、兵站医疗条件、藏族民工补助标准、摩托化通联、沿线清障部队火力配备、司机家属抚恤。看似繁杂，却都指向一个核心——让公路跑得起来、活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布达拉宫宿舍区，洪学智常提醒大家脱帽行礼、进门不得踩门槛。某日晚餐后，他让秘书把剩米饭与蔬菜分类封袋，说要送给附近孤寡藏民，“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得落在细节”。张金昌在旁边记下，将其写进日记。几十年后他谈到这一幕，仍觉触动，“越是条件艰苦，越能看出领导的格局。”

返程时，洪学智把张金昌留在格尔木负责基建。他交代三句话：“一，兵站建设先修灶房；二，物资统计要日结日清；三，给司机多备棉大衣。”没提大话，却句句抓关键。张金昌在高原整整干了五年，搭起新的供氧站、开辟蔬菜温棚，也见证第一批八吨汽运车顺利爬上海拔五千米的风火山垭口。老战友打趣：“小张，你成了‘青藏公路工务段段长’。”张金昌笑笑，其实明白，若没有1959年那趟生死同行，他也许只是总后营房部的一名普通干事。

如今，青藏线已升级为柏油高速，列车亦穿云入藏。然而每当人们谈起“中国公路奇迹”，仍会有人念起那支携枪自卫的车队。没有他们顶住高寒、顶住暗火、顶住孤寂，后来的宏伟建设不过镜花水月。历史写不尽每个人的名字，却记得那些滚烫的发动机、每一枚拉环尚未拔出的手榴弹，以及一句再朴素不过的叮嘱：“枪机检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