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生平与改革的三阶段评析

一、早期仕宦与地方实践时期（1042—1067年）：虽显治理才干，却已显露刚愎倾向。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先后任签书淮南判官、知鄞县、通判舒州等职。在地方任上，他展现出务实的治理能力。知鄞县期间（1050—1053年），他组织兴修水利，建成东钱湖灌区，灌溉农田七万余亩；推行“青苗法”雏形，由官府在春荒时贷粮予民，秋收后加息二分收回，缓解高利贷盘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举使“民无售田鬻子之患”。

同时，他上《万言书》（1058年），系统提出改革主张，呼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主张整顿财政、强化国家调控，引起朝野关注。司马光曾称其“文章节义有过人者”。

但这一时期也暴露出其性格缺陷。他在舒州通判任上拒绝京官调令，表现出对中央体制的疏离态度；处理政务时常独断专行，同僚多有微词。欧阳修曾劝其“宽则得众”，但王安石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显示出强烈的个人意志，为日后改革中的排斥异见埋下伏笔。

二、执政变法时期（1069—1076年）：虽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却加剧政争与执行偏差。

宋神宗即位后，深感财政困窘与边防压力，于熙宁二年（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启“熙宁变法”。其核心举措包括：

一是推行青苗法（1069年），取代民间高利贷，全国年放贷约一亿贯，利息收入占岁入十分之一；

二是实施免役法（1071年），以钱代役，减轻农民劳役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年征免役钱达六千万贯；

三是设立市易法（1072年），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再出售，抑制大商人垄断，汴京市易务年获利二百万贯。

这些政策短期内显著改善财政，至熙宁末年，国库积贮可支二十年，军队战斗力亦有所提升，如熙河开边（1073年）由王韶主持，收复河湟五州，拓地两千余里，遏制西夏南进。

然而，改革过程中问题丛生。青苗法强制摊派，地方官为政绩强迫农户借贷，利率实际高达三四分；免役钱加重贫户负担；市易法演变为官府与民争利。监察御史张商英奏称：“百姓愁苦，流离道路。”更严重的是，王安石任用吕惠卿、李定等激进官员，排斥司马光、苏轼、富弼等元老，导致“新旧党争”激化，政局分裂。

三、罢相退隐与身后影响时期（1076—1086年）：虽退出政坛，但改革遗产持续动荡政局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不再参与朝政。次年神宗亲自主持“元丰改制”，调整部分政策，但基本延续新法框架。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国家财政仍维持较强态势，军器监年产兵器三十万件，厢军编制趋于规范。

然哲宗即位（1085年）、高太后听政后，司马光主政，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不久哲宗亲政，又恢复新法，改元“绍圣”以继神宗志，吕惠卿等重新得势。此后数十年间，新法屡废屡兴，政令反复，官员依附党派升降，行政效率严重受损，直至北宋灭亡。

王安石的命运折射出宋代文官体制下改革与稳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皇帝集权有限，政策依赖官僚系统执行，而改革既需强力推动，又易引发地方滥用与政治对立。其评价历来分歧：朱熹批评其“学术不正，遂误天下”，而近代梁启超誉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这种两极化认知，不仅源于立场差异，更体现了历史评价中对制度可行性与改革代价的长期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