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志新等：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创新驱动增长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启示

魏天琪 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志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10月28日《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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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转型期。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气候变化威胁加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阐明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这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这一奖项的颁发，距离2018年保罗·罗默（Paul Romer）因内生增长理论获奖仅七年时间，体现了国际经济学界对创新与增长这一核心议题的持续关注。

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的分析范式，三位获奖者从不同维度深入剖析了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即过去200年世界经济为什么能够实现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奇迹背后的深层机制是什么？

莫基尔：从经济史视角透视增长的文化基础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生涯横跨经济学与历史学两大领域，这种跨学科背景使他能够从长时段历史演变的视角审视经济增长的根源。作为经济史学家，莫基尔的独特贡献在于揭示了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之间的深层关联，本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出于他“对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所需条件的识别”。

在探究现代经济起源这一宏大历史命题的学术殿堂中，莫基尔的著作如《增长的文化》《财富的杠杆》等无疑共同铸就了一座坚实而又独特的丰碑。从经济史视角出发，莫基尔系统考察了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并 提 出 了“ 有 用 知 识 ”（useful knowledge）理论。他将知识分为两类：一是“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解释“为什么”；二是“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实践技能和操作规程，说明“怎么做”。莫基尔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经验性的规范性知识。人们知道某种方法有效，但不知道其背后的原理，这导致创新往往是偶发的、不可持续的。比如，古代的工匠可能通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制作某种工具的技巧，但对其物理原理却一无所知，这使得技术改进受到很大限制。而16 至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根本改变了这一状况。科学家开始强调精确的测量方法、受控实验以及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这使得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建立了良性反馈机制。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性知识基础的形成，使技术创新不再依赖个别天才的偶发灵感，而成为社会可持续生产的结果。

此外，莫基尔的研究还强调了文化与制度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培育了一种对进步的集体信念，即相信自然可以被理解、知识可以被共享、技术可以被改进，进而形成一种跨国界的知识共同体，即所谓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这种文化氛围，配合专利制度、学术社群、出版体系等制度创新，使得知识生产从个体偶发行为转变为社会系统工程。英国之所以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关键在于其拥有大量技能娴熟的工匠和工程师，他们能够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实用技术，同时议会制度等政治创新减少了既得利益集团对变革的阻挠。

阿吉翁与豪伊特：数学化的创造性破坏与理论创新

如果说莫基尔从历史维度解释了创新的知识基础，那么阿吉翁和豪伊特则从理论层面刻画了创新的动态过程。两人在1992年合作发表的开创性论文《创造性破坏与增长模型》中，首次将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核心概念数学化并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

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创造性破坏”概念，并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实施新组合”的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企业家通过创新不断打破旧的经济结构，创新生产方式、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从而获得暂时垄断利润，但这一过程随即又会被新的创新者所取代，市场正是在这种不断由创造到破坏再到创造的循环中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熊彼特的洞见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层面，缺乏严格的数学表述。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贡献在于使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从哲学性叙述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系统，将“创新”确立为经济科学解释现实的核心范畴。他们建立了一个以创新为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将“创造性破坏”这一过程构建成为具有一般均衡结构的宏观经济模型，揭示了创新激励具有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潜在的垄断利润预期激励了企业的投资研发；另一方面，过度竞争可能会削弱创新回报，从而抑制研发投入。

该模型分析了创新的外部性问题。从社会角度看，创新的社会价值大于私人价值，因为创新可以建立在前人做法的基础上，具有正外部性，这为政府补贴研发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私人角度看，新技术会使旧技术贬值，新企业通过“商业窃取”（business stealing）夺走原有企业的利润，导致过度创新。 因此，市场均衡的研发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需要政府通过补贴、税收等政策工具进行调节。

此外，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创新和经济增长会呈现出波动现象。当企业家引入创新后，会吸引大量模仿者跟进，形成创新过程中的“成群现象”，导致该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率下降。同时，创新带来的经济扩张也会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的出现，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创新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但也内生出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形成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高峰和低谷、繁荣和萧条。阿吉翁与豪伊特的研究，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增长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趋势”，而是由制度、文化与创新行为共同塑造的动态过程。

创新驱动增长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制度与理论的不同维度揭示了技术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对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该理论框架为评估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潜在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莫基尔的“有用知识”理论为以人工智能为例的技术革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释视角。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其核心能力在于加速数据处理和识别，这极大地强化了“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反馈循环。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分析海量实验数据，帮助科学家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能基于既有科学原理进行仿真和设计，从而快速生成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双向加速效应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有用知识”的积累，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这也对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教育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该理论框架为破解“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困境指明了方向。持续增长不等于可持续增长。莫基尔认为，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环境污染、资源透支、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等复杂问题，虽然科学与技术体系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能力，即旧问题会催生解决问题的新技术，但这种自我修复机制依赖于制度环境与政策设计的配合，无法自动发生。因此，创新驱动增长不仅是经济机制，更是一项制度工程。政府在应对现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绿色转型、公平分配与社会稳定三方面的矛盾时，需要制定科学的政策引导机制与协调的创新治理体系，在竞争、开放与规制之间寻求平衡。

最后，三位学者的研究也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持续的经济增长并非历史必然，事实上，经济停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常态，现代增长奇迹则依赖于特定的制度文化条件。当前，全球贸易危机导致市场要素交流受阻，地缘政治冲突阻碍全球知识流动，市场垄断抑制创新活力，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威胁。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可能停止运作，人类社会或将重新面临停滞。因此，维护开放的知识网络、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以及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是延续创新驱动增长的关键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