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田：魏晋公庙墓考辨

要说魏晋公，先得说说晋公庙。

庙在蒲城县城南五里紫荆原最高处。由于地势高，原下平野风光和散落村庄一览无余。我们宜安也在原下，距晋公庙大约五六里光景。站在地畔上，北望庙前高耸的朱红色山门，似老县城城门楼子一样巍峨。若是清晨，白云飘在庙的上空，那山门又似琼阁一般神奇。在我幼时的心里眼里，这庙便是弥漫着诗意和仙气的圣地。

村里人上县，必经晋公庙。因要翻原，一路尽是上坡，而庙前的坡最陡。生产队那阵子，到了年关时节，父亲和大哥拉着架子车上县卖白菜，须得借了队里的牛，套在侧旁，由二姐牵着挎坡，才能翻过庙前坡。

晋公庙建于何时，无人知晓，但史书记载元朝时已有了祭祀活动。“修庙碑记”里说，明朝万历年间曾大修过一次。到了清朝和民国，也都有修葺。晋公庙山门朝南，四围是青砖砌成的庙墙。庙里有大殿，偏殿，彩绘的栋梁，十分精巧。大殿里敬着晋公塑像，还有好多五颜六色的壁画。

庙所在的紫荆原，本是蒲城八景之一的“南原春晴”。每到春暖花开，城里人到这里踏青逛庙，殿里钟声悠悠，香烟袅袅，的确是一处游玩佳处。

后来，庙如何改成了学校，殿如何改作教室，我不大清楚，只记得庙里很有几株奇形怪状的柏树，比县里文庙的古柏还古，还壮观，一派肃穆气氛。

我在县城蒲中上学时，每礼拜六回家背馍，都要在山门前歇歇脚。犹记得山门两边的楹联是本县民国大书法家寇遐先生的墨迹。联句已记不全，只记得上联后四字是“风清月朗”，下联后四字是“物阜民康”，大约是赞颂晋公的内容。

庙的西墙外紧靠庙坡沟套，有数丈深，长满了酸枣树。每到秋季，酸枣熟了，我们便爬到沟沿上摘食。酸枣很红，酸甜，极好吃。前几年，我和已故文友屈邦民重访了一次晋公庙，不料大失所望。除了一棵高大的皂角树外，庙内已荡然一空。只有沟沿上一年一度的红酸枣，在秋风中依旧摇曳着光艳。

在我孩提时，就听父亲讲过晋公与晋公庙的传说。

说这晋公爷本是朝中大臣，有一年蒲城闹蝗灾，天子即派他来县巡察灭蝗。他一面动员各乡村民在地头笼火，敲锣驱赶蝗虫，实行火焚；一面在紫荆原上高搭戏台，为神唱戏，求神灭蝗。可蝗虫越灭越凶，铺天盖地、源源不断而至，所过之处，庄稼只剩下光杆儿，颗粒无存。晋公爷见此惨状，不忍百姓受难，情急处，便捉住蝗虫一阵猛咬，一连咬死十多只，不幸中毒而亡。晋公爷死后，唤来神兽，终于灭了蝗灾。

蒲地百姓因感念晋公爷恩德，便将这位恩公安葬在紫荆原下，并在墓的正北原顶修了这座庙，四季香火祀奉。

后来庙废了，庙会也废了，可这个传说却植入民间沃土，落地生根。我常听父亲和乡邻在劳作之余，总提及晋公爷吞蝗的掌故，并且他们在讲说时总是一脸的感念之情。

这个民间记忆对我影响极为深远。时至今日我仍在想：自蒲城建县始，数千年间不知赓续了多少任县长，有的标榜为“父母官”，有的自诩为“公仆”，若以“舍身为民”衡之，又能有谁及得晋公爷半分？——这便是我写此文的初衷。

细翻康熙本、乾隆本、光绪本、民国本蒲城县志，又查阅了《旧唐书》《新唐书》魏謩传，对这位晋公爷才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晋公，系晚唐人，名魏謩，晋公是他的爵位。他本是太宗朝一代名相魏征的五世孙。唐文宗太和七年（833）进士及第。因文宗读《贞观政要》思慕魏征，颁诏寻访其后人，被荐为右拾遗。

魏謩直言敢谏，有乃祖之风。他曾劝谏文宗释放被没入后宫的李孝本之女，并阻止乐工被授以高官，还劝阻文宗观看起居注，强调史官应秉笔直书。

降至宣宗朝，圣眷更隆。宣宗曾当众称赞：“魏謩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重之。”大中五年（851）十月被宣宗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他曾哭谏立储之事，反对为国舅郑光免除田税，坚持“赐田可也，免税则民心不服”，迫使宣宗收回成命。也曾弹劾驸马杜中立贪腐、河东节度使李业滥杀胡人导致边疆动荡，终使宣宗将李业调离。

由于魏謩的直言触怒权相令狐绹，被排挤出京，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大中十二年（858）因病请求卸任，不久病逝于京都长安，享年66岁。

由此看来，魏謩的死因与死地发生矛盾：一说因病死于长安，一说吞蝗毒亡于蒲城。前者为正史所载，应该不会弄错；但后者也有说法。

“吞蝗”之举，并非始于魏謩，太宗就是先例。唐朝初期乃至盛唐，一直信奉“天人合一”的学说，认为“蝗灾乃天谴”，应“天子代天受责”。史载贞观二年，京师长安大旱，爆发蝗灾，大面积庄稼被蝗虫啃食一光。太宗亲赴现场察看灾情，见蝗虫肆虐，心中十分愤恨和自责，便捉住蝗虫说：“蝗虫呀，如果百姓有罪，那责任全在我一人。你们若有灵性，就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说罢，便欲吞食蝗虫。侍从怕食蝗染疾，连忙上前劝阻。太宗却回应说：“我正希望灾祸转移到我身上，又何惧生病？”言罢，他毅然吞下了蝗虫。这一举动，被后世视为仁君爱民勇于担当的典范。

当然，朝廷也采取了积极的灭蝗措施。到了盛唐，则采用夜间篝火诱杀等法，收效甚著。

在民间，唐代还有唱戏驱蝗一俗。传说唐玄宗死后被奉为戏神，向玉帝求情，称戏班能以驱蝗，百姓遂请戏班在田间搭台唱戏，以娱神驱灾。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一种信仰罢了！

拿唐太宗的吞蝗、唐时灭蝗之法和驱蝗的民间做法，与蒲城民间传说魏謩的吞蝗、治蝗和驱蝗之法相比较，二者何其相似乃尔！看来民间传说还是有几分可信的。

至于晋公吞蝗殉职一说，显然是蒲城百姓为感念其功德，将“灭蝗”事迹戏剧化，衍生出“吞蝗殉职”的悲壮情节，并增添了一个“神兽灭蝗”的光明尾巴，用以强化祭祀的合理性。这么以来，魏晋公在蒲吞蝗中毒而亡一说，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诠释。

如今，晋公的死因、死地已明，但葬在何处，还是一个难解之谜。

按照唐时惯例，宰相通常葬于京畿长安附近，但至今尚未发现魏謩墓址或考古发现。

经笔者多方考证，魏謩墓址应在蒲城。支持此说有五个依据：

一是史有记载。据元代《修衙记》云：“公归是邦，今坟域岿然在庙之南。”这不仅点明魏晋公死后归葬于蒲城，而且将庙与坟的空间位置及坟的规模、气势交待得一清二楚。

二是志有收录。据《关中陵墓志》记载：“丞相魏謩墓，在蒲城县南十五里，謩文贞公（魏征）五世孙。”该志为明陕西提学副使祁光宗编撰，系关中地区历史陵墓专著，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认为它继承了《皇览·圣贤冢墓记》这类古籍的传统，是了解关中地区历史地理、墓葬制度、文物考古的重要资料，因之书中对于魏晋公墓址的记载，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三是古墓可证。魏晋公墓在庙坡沟套东侧、去尧村路畔。陵园数亩，冢若小山，北倚紫荆原，与原顶晋公庙南北一线，遥遥相望，且互为表里，颇具气势。

四是笔者亲见。笔者家在宜安李家，大姐嫁于尧村，年少时常去姐家，每次去必翻庙坡沟套，从晋公墓东侧经过，无数次亲见此墓。“文革”时，墓被掘。一日路过，见棺椁弃置露天之下，长丈余，有开棺观者言：晋公爷骨殖甚长，是个高个儿。笔者那时年少胆怯，始终不曾近视。后来庙坡村有人从天井踩脚窝下去，墓内除一朽了的木床墩子，已空空如也，连那口弃置的露天棺椁，也不知去向。虽然晋公墓遭遇变故，但笔者当初确曾亲见，绝非妄言。

五是族人献祭。据蒲城县原县志办主任赵可先生提供，1990年台湾魏氏宗亲会抵达蒲城寻根问祖，曾亲临晋公庙与晋公墓焚香祭拜并摄像，县志办为其提供了魏晋公有关史料。由此可证，晋公墓的确在蒲城。

那么，晋公的墓地是谁选定的呢？是当时的唐廷，还是蒲城县署？都不是。哪是谁呢？

蒲籍晚清重臣周爰诹一句话揭开了谜底。他在编撰的《蒲城文献征录》《重修唐魏晋公庙碑记》后按语有云：“晋公之卜地于蒲以葬也，固无足疑。”这句话不仅强调了晋公的葬地在蒲毋庸置疑，而且透露出晋公的葬地是晋公自己选定的。这里“卜地以葬”之意，指古时埋葬死者，先要占卜择定葬地与葬日。显而易见，魏晋公将蒲城作为归葬之地，是事先占卜而确定的。

那么，他为何要选定紫荆原作为他的墓地呢？这里且容我多费一些笔墨，说道说道。

横亘在蒲城县城南的紫荆原，西连九龙原，东通伏龙原，形成一巨大的圈椅状，紫荆为椅背，九龙、伏龙为扶手，形成负阴抱阳、左龙右砂、藏风聚气之势。而前面是广袤无垠的关中平原，蜿蜒的渭水从中流过，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典型的风水宝地。

自周唐以降，卜葬于紫荆原南、北麓的名人墓多不胜数，其中大将军、枢密使、太常卿、御史、参政、郎中、巡抚、少卿、兵部侍郎、提学、刑部主事，多达数十人。而最为著名的有：周贾大夫墓，在紫荆原南麓，贾国王城贾曲；唐太子率更、《秦王破阵乐》作曲家吕才墓，在紫荆原南麓凤凰岭，因而紫荆原也称吕原；明山西巡抚、人称都堂的樊东谟墓，在原南麓樊家陵；清徵士、大诗人屈复墓，在城东南四里原之北麓；清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禁烟主帅王鼎墓，在城西南八里原之北麓；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上将，也曾藁葬于县城东郊原之北麓。以此推论，魏晋公卜葬紫荆原，应是和以上历代名人一样，相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风水。

行文至此，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众所周知，文贞公魏征的食邑在徵，也就是现今的澄城，距蒲不足百里之遥，魏晋公为何不归葬于澄，却要葬于异乡蒲城？这是今人与古人都曾提出的质疑。

魏晋公卜葬于蒲，除了缘于紫荆原风水外，还有三个缘由:

一是魏晋公当年“行县灭蝗”，与蒲地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他的舍身为民，深受当地父老感恩戴德。这从晋公庙正殿明柱上镌刻的楹联便可以感知这一点。全联为：

系一代名臣，颁爵封公，簪缨不亚汾阳第；

享累朝血食，民康物阜，姓字还同太白勋。

上联将魏晋公的成就与再造唐室的汾阳王郭子仪并列，强调其官爵与家世的显赫；下联与诗仙李太白或“星君护国”的太白金星类比，暗赞其灭蝗救民的功绩且兼具文武之德。从联语中足以见出蒲地百姓对魏晋公的崇拜与神化。这也是魏晋公卜葬蒲地的一大因由。

二是蒲城县北自西而东排列有丰山、金帜山、尧山、五龙山、金粟山等山脉，蜿蜒起伏，状若龙脉。唐睿宗桥陵、唐让帝惠陵、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唐玄宗泰陵依次安葬于一线，世称“唐五陵”。紫荆原在五陵之南，魏晋公卜葬于此，大概也是为的面北侍君。这就如同唐吕才墓，虽在紫荆原南麓，墓头却遥对唐五陵，同样也是守护皇陵之意。

三是魏征一脉虽世居于徵，可到了晚唐，随着战乱频仍，朝廷腐败，国势渐弱，魏氏家族也日渐衰落。就在魏謩死后不久，他的三个儿子魏潜、魏滂、魏虞纷纷南迁。这大约也是魏晋公不欲归葬于徵的原因之一。

文到尾声，对于晋公庙的际遇，想必读者已是叹婉不已！而对于魏晋公墓的结局却未见底。因此，有交待之必要。

经过那场文化“浩劫”，魏晋公墓虽被掘，所幸封土犹存。不料前些年在旱原人造水库时却遭遇灭顶之灾，这位舍身为民的魏晋公的陵墓，从此在人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与魏晋公墓同时罹难的还有庙坡村南两座大陵。东为同盟会老会员、陆军少将李天佐之墓，西为其父香亭先生之墓。先生名李桂芳，香亭是其字，又号秋丹。光绪年间举人，曾做过长安教谕，关中书院监院。陕西辛亥革命期间，曾出任军政府财政司司长、督军署顾问。父子俩均为辛亥革命先驱，都是风骨卓然的节烈之士。不幸一夜之间俱成了库底游魂！这也是向来以文气、风节为重的蒲人的莫大悲哀！

如今，承载着地方信仰与集体记忆的古墓日见其少，而有价值的文物也渐自凋零，若不以纪实文字作为补救，恐怕县域文化的根脉与精神真的成了虚无的空壳！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作者简介：李高田，笔名蒲柳、秦拾遗，号贾曲野老，陕西省蒲城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原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会长，原《西部词刊》执行主编，原《渭南广播电视报》“东府风情”副刊主编，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陕西秦腔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智库研究员，三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关中东府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老年报》副总编、《陕西老年人》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