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大军区司令时工资花不出去，晚年生活拮据：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1993年春，北京阜外医院走廊里传来低声交谈——“老丁，车票你别管了，我给你垫着。”老战士温言相劝；丁盛拄着拐杖摆手，“不能欠，七毛就是七毛。”一句轻声，却把旁人听得心头一酸。

三十多年前，他坐镇广州，按资历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那时伙食、烟酒、副食品都由机关统一供应，办公楼后面还有一片菜园，厨师摘菜直接进厨房。月薪两百多元放在抽屉里，半个月都不动一下，干部机要员常打趣：“司令工资根本没地方花。”

对比之下，1990年代的广州物价上涨得厉害，公交车七毛，粮票早已退出流通，可丁盛每一次出门都要把零钱分门别类装好。朋友劝他可以坐小汽车报销，他摇头：汽油也要钱，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节俭习惯根植于北满的枪林弹雨里，改不了。

回望战火岁月，他原本属于政工序列，东北入关前夕才由政治部调往第八纵当师长。继天津、大荔两役打出名声后，1949年衡宝战役成为高光时刻。通信中断，他带着全师切入敌腹，一口气突击数十公里，硬生生把友邻纵队的总攻时间提前了半天。战后林帅批示：此役“穿插用兵，纵横有度”，让丁盛第一次进入总部视野。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他已是54军副军长。上甘岭期间，军参谋长回忆夜半抢修坑道的情景：硝烟掺着冻土味，丁盛蹲在最前端，抹一把脸上的泥血，吼一句“再挖一米”，转身就举着手电钻进黑暗。那股狠劲，连志愿军工兵都佩服。

1955年授衔，他拿到少将肩章，也迎来薪金制改革。月薪二百二十元，外加津贴。夫人曾打算攒钱买架收音机，被他否掉：“部队马上会给全师配，有什么必要自掏腰包。”有意思的是，直到广州主政期间，他用的还是旧军网改装的木壳机，音质嘶哑，却伴了一辈子。

1968年，丁盛从副职提为广州军区司令，次年调任南京。按惯例，家属楼配了空调、电冰箱，柴米油盐记在军区后勤账上。可到了1977年，他根据组织决定退居二线，只保留部队医疗和住房。1982年规范离休待遇时，按团职每月一百五十元发放。文件送到家，他看了看盖章日期，说：“照章办事，没意见。”

问题出在看病。心脏老毛病常年折磨，阜外医院专家门诊一次几十元，住院押金动辄上千。按政策可报销，可预支环节复杂，他不得不先自掏腰包。八十年代中期，他口袋里常备一个小本子，记录“挂号五元、车票七角、药费十二元”之类的数字，等报销到账再一一划掉。遗憾的是，账目越来越长，划掉的行数却越来越少。

1991年冬，他从广州到北京复查，同行老部下陈伯寄来一千元。丁盛硬是不收，退回去还附言：“部队经费紧，不可乱花。”陈伯无奈，只好在病房门口塞下一袋点心和两条茶叶。护士说老太太刚转身，丁老便叫人把茶叶拿给病区警卫班。

有人问，为什么明明资历够大军区正职，却只拿团职离休金？熟悉内情者透露，1970年代某件工作处理失当，他主动承担领导责任，组织上评估后给出这个方案。丁盛从不辩解，只说一句：“干部要讲规矩。”

暮年最难的是“低头求医”。心脏搭桥手术排不上号，他多次托人办暂住证住在北京亲戚家，搭公交往返看诊。有天夜里心绞痛发作，亲戚要叫120，他却坚持等天亮，“夜里出车贵，影响别人休息。”这段往事后来传到老兵圈，大家议论许久，更多的是心疼。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他的离休金涨到两百多元，夫人退休金也同步调整。可广州、深圳的物价已经不是八十年代能比，家里空调坏了迟迟不修，原因很简单——零件贵，要几百块。儿女想帮忙被他严词拒绝，“自家日子自己过。”

1999年，一篇《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小文在军报副刊登出，作者用笔名提及一位老将军坐公交省三毛的故事。读者猜出是丁盛，想捐款，被他婉拒。“国家给的够用，别搞特殊。”态度坚决。

2006年，丁盛病重住院，军区老首长探望时说：“老丁，你这一生打了这么多仗，最后输给了三毛钱车票，服不服？”丁盛闭着眼轻笑：“打仗要算大账，过日子算小账，我一直没搞错。”

他于当年冬天离世，按照团职标准安葬。追悼会简朴，花圈不多，军乐也只是放了一遍《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广州市民政局在他的旧居立了块小铜牌，上书八字：“革命战将，俭以养德。”街坊们经过时常停步，老人们会悄声补一句：“那是个把工资花不出去的大司令。”铜牌静默，似在讲述另一种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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