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二十多年大军区一把手，被免去4个职务，等待5年工作没着落

“1977年7月，北京西山招待所，你先歇着，消息一来我再找你。”老部下记得冼恒汉那句压低嗓门的安慰，如今想来，却更像一声无奈的告别。

1920年生于广东台山的冼恒汉，16岁参加革命。1936年红军到陕北，他在人群中递上入伍申请，从此扎进西北那片黄土地。抗战、解放战争接连推进，他始终同地方百姓打交道，练就一口带陕西味的粤语。1949年兰州解放，他在西北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五年后升主任。

1955年，西北军区撤销，新设兰州军区。干部一分批南下，他却主动留下，原因很简单——“群众熟，语言通”。从那一年到1977年，他几乎把全部心血押在甘肃，外人调侃他“半个甘肃人”，他自己也认。

1967年春，大运动风高浪急。中央调军区进驻地方，他临危受命，接过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四顶“官帽”。兴修引大入秦、推广旱作节水、推进白龙江水利枢纽，几件大工程让陇中亩产翻番；人们说：“不再端着瓦罐往外讨饭。”这些政绩，至今在地方档案里能找到数字佐证。

可铁路局麻烦像一根倒刺。兰州铁路局本隶属铁道部，地方却得参与调解。原本就敌对的两派在运动中越撕越狠，中央接连下发“三号文件”指向红三司，他只能按文件站队，想“团结另一派”却没成功。

1974年铁道部整顿，支持对象180度掉头。两千多名干部换人，冼恒汉夹在部和地之间，再想说话已晚，有人冷嘲：“甘肃的事，你说得着吗？”他只能苦笑。

1976年4月，铁路局再度失控，上级点名让他“再跑一趟”。他带着最新指示，把先前被撤的骨干复职，企图重建班子。10月“四人帮”粉碎，两派相互清算，兰州铁路局瘫痪数月。有人整理材料上报：冼恒汉“有意助长派性”。

1977年6月，他进京参加会议，以为又是一轮检讨。没料想，宣布免去他在甘肃的全部职务——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四顶帽子瞬间摘下。处理结果却不是审查，而是“调京待岗”。冼恒汉点头称“完全服从”。从军人角度看，他明白“宜粗不宜细”的大原则，能全身而退已属幸运。

待岗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招待所里，他看报、写字、和老战友下象棋。有人好奇问：“冼政委，啥时候再上任？”他摆手：“组织有安排。”五年里，安排始终没落到纸面。

1982年春，兰州军区来函，请他回去“澄清历史问题”。他征求总政意见，多方说“应该没事”。然而出了机场才知情况变了——他被要求退出现役，按师级离休。消息像一记闷棍，可他只说一句：“接受组织决定。”

离休后日子并不潦草。1985年待遇升回军级，1988年恢复党籍，他被邀请出席西北抗战纪念活动。有人握他手：“老政委，还记得那年咱修的那条渠吗？”他笑，“渠在，粮在，人活着就好。”

再看冼恒汉跌宕的一生，功过评说历来不易。甘肃数万亩旱田因此灌溉；兰州铁路局的复乱，也确有他“支持一派压一派”的硬伤。真相并非黑白分明——特殊年代的政治任务与个人选择交织，既造就了建设成绩，也埋下了争议祸根。

今天提起他，西北老百姓更多想到的是水渠、粮仓和那句“群众熟，语言通”。而在军队档案里，他仍是首任兰州军区政委。两份身份，拼成一个立体的人：边疆建设功臣，亦是政治风浪的裹挟者。这种复杂性，正是新中国早期治国理政的缩影，也是无数同代军政干部共同的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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