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军校最特别的三位学员，任职高，歼敌多，名声大

建立于1902年的保定军校一直被称作“北洋的刀鞘”。九期学员合计三千余人，既有昔日叱咤上海滩的督军，也有后来的台北政坛枭雄。但要在浩如烟海的名录里挑出三张最特别的面孔，多数史家都会锁定同一个组合：陈诚、薛岳、白崇禧。有人笑说，这三人各占了一个“最”：官职最高、歼敌最多、名声最大。

先看官职这一栏。陈诚，字子清，浙江青田人，1919年踏进保定校园时不过二十二岁。毕业后，他追随蒋介石辗转闽粤，在北伐中表现抢眼，1935年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从此一路高升。1943年兼空军总司令；1946年又挂上“行政院院长”胸牌；1948年成为“副总统”。台湾时代的政府高层座次里，陈诚始终排在蒋氏之后。有人暗里打趣：“连宋子文都得先敲陈家的门。”任职之高，在所有保定毕业生里几乎没有对手。

歼敌数字最惊人的，则要抬出湖南省平江的薛岳。清末生人，保定第五期，练就了一副“进攻型统帅”的硬骨头。1938年的万家岭、1939至1942年的三次长沙会战，他指挥第九战区把日军拖在湘北一块并不富饶的丘陵地上反复磨损。参战的第106、34、6师团都被打残，合计伤亡九万上下。1944年薛岳再度调回沿海，主导浙赣防御，虽然没挡住日军的“一号作战”，却让对方付出不小代价。抗战终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部总结，“第九战区正面损耗比例”高居各战区第一。薛岳本人因此得了一个外号：“长城将军”。

名声最响，非白崇禧莫属。广西桂平人，保定第六期，“小诸葛”这个绰号从1927年武汉时局就开始传播。成名战是台儿庄，实任副总指挥的他把李宗仁的命令切成十几段逐级下发，硬生生把杂牌军拼成一支攻坚队，令第十师团成濑乃喜次吃尽苦头。抗战后期，白崇禧改任副参谋总长，在重庆大后方主抓战略规划。1944年的桂柳会战，他从幕后跳到前台，指挥桂系部队打“穿插反包围”，虽未彻底收复失地，却让日本南方军司令部连夜换人。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东京日日新闻》刊出“日本眼中的三个半军事家”：德军的曼施泰因、苏军的朱可夫、法军的戴高乐，加上“半个中国人”白崇禧。敌方媒体都给他面子，民国将领里并不多见。

陈诚与薛岳、白崇禧在政治立场上并不完全一致，但三人经历交错频繁。1937年庐山军事会议，他们同坐一张长桌；1949年广州“非常会议”，薛岳主持军务，白崇禧负责部署，陈诚则在台北遥控指挥，几封电报来回，已能看出彼此性格。有意思的是，1950年后陈诚主推“战备动员委员会”，文件中多次引用薛岳关于战区防御的旧案卷；白崇禧则在香港写《近代兵制沿革》，书里对陈诚的后勤改革评价不低。这种亦友亦敌的关系，倒成了研究民国军政史的一组绝佳样本。

试想一下，保定军校当年的课堂不过几间青砖瓦房，讲授的却是普鲁士操典、山地炮兵、野战筑城等冷门课程。教官或许不会想到，短短几年后，自己的学生一个成了行政院长，一个改写了湘北战局，另一个连东京记者都得敬称“诸葛”。不得不说，教育和时代气流的叠加，有时能造就出不可复制的个人履历。

三个“最”背后，仍有共性。其一，早年均受北洋军制训练，讲究团队协作；其二，在抗战关键节点都选择硬碰硬，未尝倚重“保存实力”那套保守思路；其三，权力来源都与地域派系交织，但本身专业素养足以跳出派系局限。这三点，也解释了为何他们能在庞杂的民国军政网络里脱颖而出。

遗憾的是，陈诚1954年病逝台北，年仅五十三；薛岳1980年客死高雄，耄耋却难返故土；白崇禧1966年于台北故居猝然离世，至终未了“回桂”的心愿。纵使结局各异，保定军校“官高、歼敌多、名声大”的旗帜，已与他们牢牢绑定。后世翻阅档案，经常把三人串读，再用一句“保定三杰”简单概括。精确与否见仁见智，但他们留下的史实——台儿庄的碾压、长沙的埋伏、台湾政坛的权力演化——仍在档案馆里静静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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