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彪的楷书该怎么看？

已故当代著名书法家刘洪彪先生走的是一条非常传统的书法学习道路。早年酷爱写字，刻苦认真的书写让他在少年时代就取得了一些小成绩，但是自己盲目的练习终究难以进入书法的门庭，在18岁的时候从友人那里借得半本《九成宫》方才开始真正的临书道路。

其后拜访汪华东先生，始聆学书之道。可以说刘洪彪先生正式的学书经历开启较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书艺的进步，过人的天赋加上刻苦的学习，让他迅速成为军中一支笔，并且逐步走上了专业书法家的道路。

人们对刘洪彪先生熟知的是他所引领的草书四人组，协同张旭光、胡抗美和王厚祥三人共同探索当代大草书的创作，多次举办《狂草四人展》，引起轰动效应。

在这四人中，刘洪彪先生扮演者守正创新的角色，既不拘泥于传统，又不追求奇险怪异，将传统草书写出了自己的个性，也写出了时代的风采。

刘洪彪先生是四人中惯写楷书的一位，他所发明的大草书结合朱砂小楷的布局形式，将少字大草书当成一幅画面，用长篇朱砂小楷在其中作为款识，让书法呈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样式，构思奇巧、大胆，带给人们新的视觉感受，也让书法更加丰富多彩。

在这一布局中，楷书不再仅仅是传递文字信息的工具，而是成为整体构图的形式元素，承担着平衡画面、营造节奏的艺术功能。朱砂的红色与墨色的黑形成鲜明对比，小楷的静谧与草书的狂放相映成趣，创造出一种既古又新的视觉体验。

这种创作方式，打破了书体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书法与绘画的藩篱。这一创意显然是侧重书法艺术表现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出刘洪彪先生对当代书法纯艺术属性的认同和探索。在这种理念下，他的楷书不出意外的摒弃端正工整，追求率真自然。

楷书到底应该写成什么样才算好？这是当代书坛的一大争议，很多人过于看重楷书的基础地位，认为楷书是书法的基础，只有写好楷书才能写好书法，因此认为楷书是很难写好的，需要长时间刻苦的训练。

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都持有馆阁崇拜，将馆阁体视为书法训练的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写到了馆阁体的水平才算是合格 ，在这些人看来，凡是不够端正、规范的楷书都不算是合格的楷书。

然而当代书家真正将馆阁体视为圭臬的只有田氏一门，更多的书家渴望在楷书上表达自我和自然。

刘洪彪先生显然是后者，他的小楷篇章虽然不拘于规整，但是却充满了灵气与活力，笔法娴熟多变，结字不拘一格，无行无列，自然洒脱，异趣天成。

也许无法从中看到传统楷书的规范，但是这是独属于刘洪彪先生自己的艺术面貌，他人无法仿制，就连其本人也难以再现，每一幅作品都成为孤品，这就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产生于汉末，成熟于魏晋，至唐代达到鼎盛。从书法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楷书的出现标志着汉字书体的最终定型，它上承篆隶之古朴，下启行草之流畅，成为后世书法发展的基础。

正是因为这种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楷书长期以来被视为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传统书学理论中，“楷如立，行如走，草如跑”的比喻深入人心，将楷书定位为书法艺术的根基。

然而，这种对楷书基础地位的强调，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异化。特别是明清以降，随着科举制度对书写规范的严格要求，楷书逐渐被简化为一种工整、匀称、缺乏个性的“馆阁体”。

这种书体虽然具有清晰易读的实用价值，却在艺术表现力上大打折扣。它强调统一而非变化，追求规范而非个性，重视技术而非神采，本质上是对楷书艺术本质的背离。

可以看到刘洪彪先生的楷书创作理念，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楷书艺术本质的回归。

如果我们回溯楷书发展的黄金时期——魏晋南北朝，会发现当时的楷书大家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作品，无不充满着个性化的笔法和生动的气韵。

他们的楷书，不是后世馆阁体那种千篇一律的工整，而是在法度中见性情，在规范中显个性。刘洪彪先生的楷书探索，正是对这种魏晋风骨的当代回应。

当然，刘洪彪先生的楷书创新也面临着争议和质疑。在传统派看来，他的楷书过于随意，缺乏楷书应有的法度和庄严；在创新派看来，他的探索又显得过于温和，未能彻底突破传统的束缚。

这种争议本身，恰恰反映了当代中国书法面临的困境：在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或许，刘洪彪先生书法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唯一的正确答案，而在于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书法完全可以发展出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新形式。

他的楷书也许无法满足那些将楷书简化为工整规范的审美期待，但它展现了楷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另一种可能——它可以是生动的、个性的、充满表现力的。在刘洪彪先生的笔下，楷书不再是僵化的规范，而是成为了表达情感、创造意境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刘洪彪先生的楷书创新并非孤例。当代书坛中，许多书家都在进行类似的探索。从王镛先生的碑帖融合到曾翔先生的“乱书”，从陈振濂先生的“主题性创作”到邱振中先生对书法空间构成的实验，当代书家们从不同角度拓展着书法的边界。

这些探索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现代转型的多彩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刘洪彪先生的意义在于，他代表了一种中庸之道——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盲目趋新，而是在尊重书法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大胆而不失分寸的创新。

楷书的“好”，可以体现在技法的精湛上，也可以体现在意境的营造上；可以表现为工整的庄严，也可以表现为率真的生动。重要的是，书家是否能够通过楷书这一形式，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和生命体验。

从这一角度看，刘洪彪先生那不拘一格、自然洒脱的楷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评判楷书艺术价值的新角度。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书法的生存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书写工具到传播方式，从社会功能到审美期待，书法面临的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书法的未来发展，需要的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理解传统精髓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

刘洪彪先生的楷书探索，正是这种创造性转化的有益尝试。他的实践告诉我们，书法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某种僵化的规范，而在于不断与时代对话，在保持本质的同时焕发新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的审美标准必将日益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刘洪彪先生那充满灵动和活力的小楷，必将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独特的一笔。它或许不是最工整的，或许不是最规范的，但它是真诚的、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这，不正是艺术的终极追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