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春,你怎么跑到省里来了?”值班员推门进来,周骏鸣放下电报淡淡答了一句:“组织调我来当副厅长。”短短两句,把这位出生在烽火年代的老参谋长跌宕的仕途推向转折点。
周骏鸣生于1907年,豫南农家子,一口乡音带着土腔。20岁参加农民武装,枪声吓不住他,饿肚子也挡不住他。到土地革命后期,他已是游击区政委,擅长机动穿插。抗战爆发,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大别山重组,他被点名去搞参谋业务,理由很简单:“动得快,脑子活。”就是这四个字,把他和作战计划捆在了一起。
解放战争中线拉长,华中、华东两大战区合并调整。负责后勤的干部极缺,而周骏鸣熟悉道路、仓储、渡口,被粟裕一句“人给我顶着”推上华东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火车头般的工作节奏,让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摆手:“不累,胜仗提神。”言语粗,骨子里却细,紧急转运粮弹时,一张单子错一斤,他都要追着核对。
1950年以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大裁军与正规化阶段,机关人员超编成为全国性问题。1954年,中央决定“精简整编”,三野系统不少干部被转入地方。周骏鸣突然接到调令:“水利部任副部长”,军籍一并注销。军衔制度刚刚筹备,他没赶上授衔,履历里只留下大军区副参谋长这一行字。老战友喝酒笑他:“功劳归档案,帽徽归别人。”他只是把杯子一碰:“上边让干啥就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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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专业他一点没摸过。开第一次会议,他自嘲“外行管内行”,索性天天泡在设计院和工地,图纸上画了满满批注。1956年,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机构刚磨合,又一纸命令把他调去林业部当副部长。国土绿化对口经验?没有。林学常识?也没有。周骏鸣心里明白,这回是真外行。他背着挎包直奔黑龙江原始林区,“跟工人师傅睡一铺,蹲草窝领教砍伐规矩。”他说话不带书卷气,但听得懂现场口号:“多砍多栽,采育平衡。”他记在小本上,回到北京再和技术处对数字。
浮夸风席卷时,林业系统指标直冲云霄,“五年消灭荒山”被当成口号印上宣传画。周骏鸣皱眉算了一笔账:全国荒山面积三十多亿亩,成活率保持六成都难。他在部务会上放了重话:“纸面目标能长树,咱就不用树苗了。”会场瞬间安静。几位年轻干部觉得刺耳,转身向上边反映,说他“泼冷水”“右倾思想”。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开会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周骏鸣名字排在林业口“重点人选”里,降任黑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决定同时下达。离京那天,雨下得很大,他拎着一个旧帆布包,上车前回头看看第一办公楼,只说两字:“走喽。”向来粗犷的他,这次没再多话。
半年后,一个在林业部跟过他的秘书路经哈尔滨,专门到省里探望。年轻人忍不住问:“周部长,挨处分了吗?”周骏鸣放下茶杯,声音很平:“没受处分,组织安排工作。”说完只笑,没再解释。秘书走出办公室时心里犯嘀咕:世道这样,真没处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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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刮起纠错之风。中央文件肯定“说真话的同志”,周骏鸣的“帽子”摘了,可岗位并未回京。他依旧围着农机推广、良种繁育东奔西跑。那几年黑龙江冬夜冷到零下三十度,他戴棉帽蹲在地里看秧苗出土,呼出的白气凝结在胡子上结冰。当地群众记得这个外地老干部,“腿脚麻利,说话带劲”,碰到难题先动手再说理。
1974年,身体每况愈下,他却仍坚持下乡。一位县委书记劝他注意休息,他倔强道:“坐在屋里是等死。”可风雨终有极限,当年秋天他彻底病倒,无法再下基层。四年后,组织批准他回到河南,出任省政协副主席,主要抓文史资料。他接任那天翻看旧名册,从早年的队友到后来的部属,一个个或提拔或沉浮,几番感叹,却仍然那句老话:“对得起良心。”
晚年有人采访,问他这一辈子最看重什么。他沉思片刻,回答只有两个字:“实事。”又补上一句:“嘴上说没用,腿下跑出来的才算数。”采访者记下这句话,悄悄合上笔记本。不得不说,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坚持实事求是不是口号,而是一份冒险,也是一种担当。
周骏鸣去世后,子女整理遗物,发现那本始终随身的小笔记本。封面已磨得发亮,里面密密麻麻写满数字、比例、时间,还有一行圈粗了的批注:“数字服从事实。”简单八个字,像他一生的剪影:朴素,却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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