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李敖为香港回归而落泪，因为香港岛曾永久割让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的旗杆上升起了五星红旗，英联邦的旗帜缓缓降下。那一刻，电视里、街头、书房里的人都安静了好一会儿——有的人笑，有的人擦眼泪，也有人默默翻着旧档案。李敖在自己的书房里翻到那本旧影印本，停在了一句条文前，手指抖了抖，卧着的墨迹像是要说话。

往前倒一倒，这事儿不是一夜之间成的，得从十九世纪讲起。1842年那回，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输了，签了南京条约，把香港岛让给了英国。条约里用的词，明确把这块岛“永远”交给了对方。接着又有1860年的条约，把九龙南部一小块地写进了英国名下，那块大约十一平方公里，也被说成是永久的。到1898年，英国又跟清政府签了所谓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界和周边岛屿以九十九年租借过去——租期一到的那年，后来成了很多人盯着看的一页日历，1997年就在那里等着。

这些条约当时签字的时候，场面都不是和风细雨，多少是利害牵扯、兵戎相见之后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就很明白：靠炮火和胁迫签的协议，不能当成永恒的理由。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两边终于坐下来谈这事。1982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方提出的一个想法是，把主权给中国，但让英国继续管一段时间。邓小平听了，当场把这个说法打断，不给对方这个棋走的余地。他把底线说得清清楚楚：主权不是能用来交换的东西，要是到了1997还收不回来，这个政府就得交代。于是谈判开始，几经拉锯，总共进行过二十二轮，过程里有让步也有僵持，外面的人和市场都跟着起伏。

这场事儿除了外交辞令外，还牵着经济神经。1983年传出香港前途不明的消息的时候，港币和金融市场一阵慌，街头店铺、银行窗口都会有人低声议论。英国在舆论和市场上做过一些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一直稳：主权必须完整收回。一直到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文本上定了下来，确定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个时间点和安排都写清楚了。

签了字以后，日子并不是马上平整了。那些刻在城市肌理里的殖民痕迹，短时间内还在：街名、机构的称呼、一些公共建筑和生活习惯，像是旧日的影子留在街头。有人对变化淡定，有人心里一直有个结，特别是牵扯到国籍、身份的问题时，情绪就会变得复杂。进入九十年代，关于未来的讨论从茶余饭后变成了街头巷尾的常话题：公务员会聊，店小二会聊，大学生也会在课堂外讨论未来能不能留得住、走得开。

谈判的细节挺多，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盘错综复杂的棋。桌子上的每一次递交文件，每一次停顿，都可能牵动外面的市场和市民心态。媒体的报道、街上的横幅、商铺的招牌、每一次货币的波动，都不是孤立的。1983年的那次金融震荡就像一次试金石，检验了大家对未来的信心，也让谈判双方在策略上更谨慎。对中国来说，反复强调这些条约是在压力下签署的背景，并争取同意把主权归还；对英国来说，文件和国际惯例上的既有安排也是他们的砝码。你看，法律文本里的每一句话，像钉子一样，把主权这个问题钉在桌面上，谁都不愿意轻易松手。

很多细节是外人看不到的：会议室里代表们低头的样子，代表团在柜子里翻找过去的档案、辩论的语气里带着分寸，记者会上的每一个停顿，街头上挂出的“欢迎回家”横幅后的复杂表情。香港人有的选择适应，像是把行李收拾好准备上车；有的选择观望，好像在站台边看列车经过。城市里老一辈会翻照片、讲起过去的事，年轻一代更多是在考虑职业和前途。那几年的日常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预热或抗拒一个将要到来的变化。

回到李敖的书房，那一幕挺有代表性的。他不是什么容易被感情牵着走的人，平时爱抖机灵、爱顶嘴，可那天他把那本影印的条约摊开来，指着里面的字画了个圈，又在旁边写了句疑问：“还能回得来吗？”电视上大会堂的画面和他面前的那页旧文书摆在同一空间，像是两个时间在对话。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他放下了手里的笔，眼泪掉下来了。那不是简单的高兴，也不是彻底的哀怨，更像是一根长期卡在胸口的刺，终于被拔出来的时候，既疼又轻松。

细看那些条约文本，语言很刻薄：一步步把土地的主权绑在别人的法律里。几十年后的谈判中，中国方面一直在指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历史产物，强调背景是武力和压力，不应作为永久占有的合法理由。英国方面则会拿出条文和国际惯例来支撑自己的立场。两边在桌面上的每一次让步、每次僵持，外面的街市和民心都有反应。

那晚上很多人守着电视直到零点。会议展览中心前的旗帜替换、乐队的演奏，这些仪式把一个时代的画面定格。李敖关了电视，回到书房，把手指又按在那句条约文字上，沉默了好一阵，最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里既有几分坚定，也带着松了口气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