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十年前，他就预言了AI时代的危险

关于虚无主义

文 | 鲍德里亚

来源 | 《拟像与拟真》

虚无主义不再具有世纪末那种昏暗的、瓦格纳式的、斯宾格勒式的、烟灰般的色彩。它不再出自一种颓废的世界观，也不再出自一种诞生于上帝之死以及由此必定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形而上学的激进性。在今天，虚无主义是透明的虚无主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先前的和历史上的各种形式都更为激进与关键，因为这种透明、这种浮动，不可分解地是系统的透明和浮动，也不可分解地是一切仍然主张要对虚无主义进行分析的理论的透明和浮动。当上帝死了的时候，尚且有尼采去这样说——他是在永恒和永恒的死尸面前的伟大的虚无主义者。但是，在万物被拟真的透明面前，在拟像——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在超级现实性（上帝没有死，他变成了超级现实）中对世界的完成的拟像——面前，不再有理论的和批判的上帝来承认他自己了。

宇宙，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活生生地进入了拟真中，进入了恶意的甚至不是恶意的、冷漠的威慑领域中：虚无主义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以完全实现，但不是在毁灭中，而是在拟真和威慑中。虚无主义，它从活跃的、暴力的幻想，从历史上它曾经所是的神话和舞台，进入了一种透明的、假冒透明的对事物的运作中。那么，在理论上，可能的虚无主义还剩下什么？什么样的新舞台能够开启，让虚无和死亡作为挑战、作为赌注在其中重新上演？

相对于虚无主义的各种先前形式，我们正处于一种新的、很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位置上：

浪漫主义是虚无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显现，它与启蒙运动之后的法国大革命一起，对应着对外表秩序的破坏。

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荒诞派和政治虚无主义，它们则是第二个重大展现，对应着对意义秩序的破坏。

第一种仍然是虚无主义的一种美学形式（浪荡主义），第二种则是一种政治的、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形式（恐怖主义）。

这两种形式现在只是部分地与我们相关，或者完全不相关。透明的虚无主义不再是美学的，也不再是政治的；它不再从外表的灭绝或意义的灭绝中借用最后的火焰，也不再借用一种启示录末日的最后微弱能量。不再有启示录末日了（只有偶然的恐怖主义还在试图反映这种启示录末日，但它恰恰不再是政治的了，恐怖主义只有一种显现模式，这同时也是一种消失模式，这个模式是：媒体——而媒体并不是某件事情在其中上演的舞台——它是一盘磁带、一条音轨、一张打孔卡片，而我们甚至不再是其观众，我们是其接收者），启示录末日已经终结了，在今天，是中性的旋进，是中性和冷漠的各种形式的旋进。至于是否会有浪漫主义，是否会有中性美学，我留给别人去思考。我不认为会有——一切剩下来的东西，只是对各种荒漠的和冷漠的形式的着迷，对使我们无效的系统的运作本身的着迷。现在，着迷（它对立于诱惑，诱惑关联于外表，它也对立于辩证理性，辩证理性关联于意义）是一种卓越的虚无主义的激情，它正是消失模式所特有的激情。我们着迷于消失的一切形式，着迷于我们的消失。忧郁的和着迷的，这就是在一个非自愿的透明时代里我们的一般情况。

我是虚无主义者。

我观察到，我接受，我承担有利于意义（表象、历史、批判等）的对外表（以及对外表的诱惑）的巨大毁灭进程，这是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19世纪的真正革命，现代性的真正革命，正是对外表的激进毁灭，是对世界的祛魅及对阐释的和历史的暴力的抛弃。

我观察到，我接受，我承担，我分析第二种革命，即20世纪的革命，后现代性的革命，这种革命是对意义的巨大毁灭进程，等同于先前对外表的毁灭。谁被意义打动，谁就被意义杀死。

辩证场景和批判场景都是空洞的。不再有场景了。并且也不再有对意义的治疗或者通过意义进行的治疗了，治疗本身是冷漠化的一般进程的一部分。

分析的场景本身变成不确定的、偶然的：各种理论飘浮着（事实上，虚无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绝望但被限定的理论，一种对终结的想象，一种灾难的世界观）。

分析本身可能是意义的巨大冰川化进程的决定性元素。分析所带来的附加意义，它们在意义层面上的竞争，与它们在冰川的、第四纪的解剖和透明操作中的勾结相比，完全是次要的。必须意识到，无论分析以何种方式进行，它都是朝着对意义的冰川化的方向进行的，它有助于拟像和冷漠形式的旋进。荒漠扩大着。

一起出现的还有媒体中意义的内爆。大众中社会的内爆。根据系统的加速，大众的无限增长。这是能量的僵局。惰性点。

一个饱和的世界的惰性命运。惰性的现象正在加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各种停滞的形式正在增殖，而增长则被固定在赘生物里。这也是“器官过度发达”的秘密，也就是那种比自身的目的走得更远的东西的秘密。这将是我们自己摧毁各种目的性的模式：在同一方向上，走得更远，走得太远——通过拟真、通过超级拟真、通过器官过度发达来达到对意义的毁灭。通过超级目的性（甲壳动物、复活节岛的雕像）来达到对自身目的的否定——这不也是癌症淫秽的秘密吗？这是赘生物对增殖的报复，这是速度对惯性的报复。

大众自身通过加速也被卷入这种巨大的惰性进程里。他们是这样一种赘生的、吞噬的进程，这一进程消灭了一切增长和一切附加意义。他们是被怪兽般的目的所短路的回路。

在今天，正是这个惰性点，以及围绕着这个惰性点所发生的一切（从而辩证法的审慎魅力已经终结了），是令人着迷的、令人激动的。如果把这个惰性点和对系统的这种不可逆转性的分析提升到一个无法返回的点上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如果沉迷于消失的模式而非生产的模式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消失、性冷淡、内爆、消失之怒。跨政治学是消失模式的选择领域（无论是现实的消失、意义的消失、场景的消失，还是历史的消失、社会的消失、个体的消失）。说真的，这不再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即处于消失中，处于荒漠的、偶然的和冷漠的形式中的虚无主义，这里甚至不再有悲伤，不再有虚无主义的悲怆了——这种神话的能量仍然会带来虚无主义的强力、激进性、神话般的否定和戏剧性的预期。这甚至不再是祛魅，后者带有一种本身被魅惑的调性，这种调性是诱惑性的和对祛魅充满怀旧的。现在的虚无主义，只是消失。

在阿多诺和本雅明那里，人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消失模式的激进性的痕迹，这种模式平行于对辩证法的怀旧活动。因为有一种对辩证法的怀旧，并且很可能，最微妙的辩证法从一开始就是怀旧性的。但更深刻的是，在本雅明和阿多诺那里，还有另一种调性，那就是一种对系统本身的忧郁，这种忧郁是无法治愈的并且超过一切辩证法。正是对系统的这种忧郁，在今天，穿过包围着我们的各种讽刺性的透明形式，占据了上风。正是这种忧郁变成了我们基本的激情。

这不再是忧愁（spleen），也不再是世纪末的灵魂空虚。它也不是在那种旨在通过毁灭来使一切正常化的虚无主义，那是种怨恨的激情。不，忧郁，是功能系统的基本调性，是当前的拟真的、程序化的和信息的系统的基本调性。忧郁，是意义消失的方式、意义在操作系统中挥发的方式所固有的品质。而我们现在都是忧郁的。

忧郁是这样一种粗暴的无感，是对饱和系统的无感。曾有某种希望，它希望去平衡善与恶、真与假，甚至希望去使同一秩序中的某些价值互相对质，更为一般地，它是对力量对比和利害关系的希望，当这种希望消失的时候，这种无感就出现了。系统不管在哪里总是过于强大：这便是霸权。

为了反对系统的这种霸权，人们可以推崇欲望的诡计，可以对日常生活进行革命性的微观研究，可以推崇分子式的漂移，甚至可以赞美烹饪。但这不能解决在充足的光线下击败系统的紧迫需要。

只有恐怖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

它是种抹去了剩余物的复归特征，就像一个抹去了整个话语的反讽性微笑一样，就像奴隶那里的，抹去了主人所有的力量和享乐的一次短暂的否认一样。

一个系统越是霸权性的，想象力就越是会被其最轻微的挫折所打动。挑战，甚至最为微小的挑战，都是一种连锁失败的图像。在今天，只有这种前所未有的可逆性，才能在虚无主义的和对政治无感的舞台上制造事件。只有这种可逆性才能动员想象力。

如果说，做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把这种嘲弄和暴力的激进特质，把这种挑战——系统被勒令以它自身的死亡来进行回应的挑战，带到霸权系统无法承受的极限上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使用理论的恐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就像其他人使用武器而是恐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一样。理论的暴力，而非真理，才是留给我们的仅有的资源。

但是这样的虚无主义，正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如果这里面仍然有一种激进性的话，那么做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会是很好的——正如恐怖主义的情况一样，如果死亡，包括恐怖主义者的死亡，仍然有一种意义的话，那么做一个恐怖主义者也会是很好的。

但是在这里，事情就变得无解了。因为系统用它自己的虚无主义，即中立化的虚无主义来对抗这种激进性的积极的虚无主义。系统自己也是虚无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它能够把一切，包括那些否定系统的东西，都倒回冷漠之中。

在这个系统中，死亡本身，因其缺席而变得显眼。博洛尼亚火车站、慕尼黑十月节的情况里，死亡被冷漠所抵消，而这就是恐怖主义不自愿地与整个系统进行共谋之处，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系统所强加的冷漠被加速的形式中。死亡不再有舞台了，无论是虚幻的舞台还是政治的舞台，不再有那种死亡（无论纪念性的还是暴力性的死亡）能够在其中被再现、被表演的舞台了。而这，就是另一种虚无主义、另一种恐怖主义、另一种系统的胜利。

不再有舞台了，甚至不再有使事件能够获得现实性力量的最微小的幻觉了——不再有舞台了，也不再有精神的或者政治的团结一致了：智利、比亚法拉、船民、博洛尼亚或者波兰， 这些于我们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都消失在电视的屏幕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事件无后果（也是理论无后果）的时代。

对于意义来说，不再有希望了。并且很可能这是好事：意义是必死的。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外表，意义曾将其短暂的统治强加于外表，意义曾想要清算这外表，以便强加一种启蒙的统治。但这些外表是不朽的，并且在意义或者非意义的虚无主义面前是无懈可击的。

这就是诱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