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小说与历史的纠葛，这本书厘清了根本问题

“说曹操，曹操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是我们平时再熟悉不过的口头禅了。汉末三国，这个英雄辈出、波谲云诡的时代，以其独有的魅力为后人提供了无数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文艺资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三国人物、故事，恐怕很少来自《三国志》等正统史书的记述，多的是小说、曲艺、影视的不断加持，而这其中，又以明代诞生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为最大。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包括它的前身元代话本，叫《三国志平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三国志》等正儿八经的史书的通俗改写，因此《三国演义》的影响越大，就越容易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相当多的读者真把小说当历史教材来读了。这让清代文史大家章学诚很是恼火，认为这种“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文字最是误人，一般读者可搞不清楚哪些是历史，哪些又是虚构，统统都当作史实看，还不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这种完全虚构的作品。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再用章学诚的这种史家眼光来看小说《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问题”却依然不少。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般能看到的一百二十回整理本《三国演义》，其实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改编本，尊刘抑曹更为彻底，很多人物形象和情节设置都有改动，只不过今天出版时把这二位的“导读意见”和“弹幕”给删掉了。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本子，是明代嘉靖元年刊刻的，共二百四十则，作者署名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罗贯中，但关于这个“罗贯中”，我们只知道他是元明之际在杭州一带说书场谋生的“书会才人”，也许也参与了《水浒传》的成书，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如雾里看花一般。再比如说《三国演义》的前身《三国志平话》，以及与小说同时并行的其他三国题材文艺，如清代戏剧《鼎峙春秋》和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它们的人物、情节、倾向，始终处于流变长河之中，与小说的关系若即若离，有同有异，如何才能梳理清楚？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撂地”说书场景

复旦大学许蔚老师的《〈三国演义〉通识》一开篇，便通过《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为我们厘清了三国题材的演变史，并在全书的相关论述中，时时对《三国志平话》、明本《三国演义》、毛本《三国演义》、《鼎峙春秋》、《三国志玉玺传》等重要三国文艺作品作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思想倾向、艺术形态等方面的对比，方便我们快速清晰、高屋建瓴地把握《三国》大旨。

《〈三国演义〉通识》

不止于此，《通识》设有专章“《三国演义》不是史书”，对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说与历史的纠葛这一根本问题致意再三，并通过重头戏赤壁之战中三个细节——放火烧船需不需要东风、是谁打了黄盖的屁股、蒋干到底有没有盗过书——的分析，将小说与历史剥离得清清爽爽：文艺创作有自己的规律。

《三国演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战争小说，后世的影视剧改编中，战争场面的铺排展示一向是重点。火攻又是《三国演义》最为突出的战争手段，《通识》在“战争描摹的艺术”一章中专设一节，分析小说中的火攻名场面。既有吕布濮阳破曹操，也有决定官渡之战结局的火烧乌巢；既有把诸葛亮抬上神坛的两场火攻——博望烧屯、火烧新野，更有令后世无数人唏嘘的火烧赤壁。看得人淋漓畅快、大呼过瘾。当然，作者依然不忘对不同版本细节差异的提醒。

博望烧屯（金协中绘）

火烧新野（金协中绘）

对于现代人来说，影像呈现相较文字，是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产生的影响也更大。《三国演义》在现代的传播，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功不可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94版央视《三国演义》便是如此。近期上映的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由易中天先生担任编剧和监制，聚焦于汉献帝刘协、袁绍、曹操三个人物，易先生依据的是史书《三国志》而不是小说《三国演义》，但对人物关系的探索和重置，则有着易先生自己的理解在，这未尝不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的“三国演义”——影视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文艺创作。正如许蔚在《通识》中所说：“作为读者，我们是不是也有权利，可以像毛宗岗那样，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删改？”每个读者的心中，应该都有自己的三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