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3月戴维第一次对中国蒙古地区的考察，发现大量新的动植物

戴维第一次考察从1866年3月13日持续到1866年10月26日。1866年3月13日，戴维从北京出发去宣化府（Suen-hoa-fou，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与修士路易·舍夫里耶（Louis Chevrier）同行。向导是30年前带领古伯察神父（LePére Évariste Huc，1813-1860年）游历西藏的桑达钦巴（Sambdatchiemda）。

戴维记载了他在宣化的所见：“宣化传教所为来这里传教的的牧师的住所。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在那里的几位会友暂时确定了这些地方的传教中心。一段时间以来，圣婴堂也被转移到那里，在那里，被异教父母遗弃的小孩被接收并以基督教的方式抚养长大，这是我们天主教传教最美丽、最有用的慈善工作之一。这个国家有德行和忠诚的妇女对这些孩子中最小的孩子慷慨地提供母爱，他们往往患有体弱和身体缺陷，而他们的父母因此抛弃了他们，有时是贫穷使他们走向这种极端。

我看到，在我们宣化府的圣婴之家里，有一个大约十二岁的漂亮小女孩，几个月前，女孩的父亲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把她绑在一棵树上将她抛弃，她在那里要么被狼吃掉，要么饿死。但上帝允许这种不幸没有发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派到那里的基督徒收留了这个垂死的女孩，并带她去了慈善机构。这个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呢？她唯一的过错是她失去了视力。”

北京团城白袍将军

宣化尽管很早就有外国人传教，但直到清同治8年（1869年）才开始修建了宣化天主堂，教堂由樊国梁神父主持，同治11年（1872年）艾儒略接任宣化总堂神父后，最终完成了这座堂的全部修建工程，光绪5年（1879年）都士良神父将宣化总堂扩建，光绪26年（1900年）七月该堂被义和团焚烧。光绪30年（1904年）用庚子教难赔款1万两白银重建宣化大堂，成为宣化教区的主教总堂。

在宣化府经过一番准备，戴维一行离开这里，向西穿过数个传教站和基督教区，4月7 日，戴维来到兴和县二十三号（Örr-shi-san-hau）天主教堂，与向导桑达钦巴会合。向西他们来到凉城岱海（Tai-hai），开始穿越蒙古南部地区的考察活动。戴维沿途考察各地的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内容。他们还先后考察了著名的边贸城市归化城（呼和浩特），以及鄂尔多斯、黄河大拐弯北部的萨尔沁（Sartchy），包头、乌拉特、阿拉善等地。考察过程中，戴维染上重病，一度发烧，卧床不起，被送到宣化府休养了一个月。10月26日戴维回到北京寓所，结束第一次为期七个月的考察。

戴维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共收集到150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皮、124种植物标本、超过260种昆虫标本，成果非常可观。蒙古沙鼠（Mongolian gerbil）是戴维这次蒙古南部之行中重要收获。此后，戴维把他于1866-1868年对中国的考察，写成《蒙古与中国旅行记》（Journal of Travel in Mongolia & China）发表。

戴维在书中记载了这次探险过程和艰苦：“地理地图显示，位于Ortous地区北部的蒙古地区有许多山脉：中国人将其命名为乌拉山（Oula-Shan，东部在包头市），是用蒙古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表示一座山。这是我今年要探索的地区。我们在北京地区生活的人对它知之甚少，我只能从中得到非常模糊的信息。一幅蒙古国的手绘地图，主要根据喇嘛们的信息绘制，英国人托马斯（Thomas）先生好心地为我买来了这幅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乌拉山和黄河之间沿着黄河流向连接的几个城镇，其中包括萨尔奇河（Sartchy）等。在那里，我决定去建立我的夏季住所，然后在邻国指导我的部分差事。

老东门教堂

不幸的是，我听说叛乱在离这些地方不远的地方蔓延，甘肃的穆斯林Houy-Houy正在血洗和威胁这些地区，但现在考虑改变我的行程已经太晚了，以后情况也不会比现在好，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信息经常是错误的，我希望这次也是像以前被夸大。此外，如果在这个强盗和武装叛乱诞生和复兴多年的帝国中等待和平与安宁时再出发，那么就必须放弃所有长途旅行。我还被告知，许多盗贼团伙就出没于我必须走的道路上；对于这一点，我毫不费力地相信，但我已经听天由命去见他们了。我不想诱惑上帝并鲁莽地暴露我的行踪，此外，除了跟随我的中国人和著名的桑达钦巴之外，我的上级允许我由我们会众的助理弟兄路易·舍夫里耶先生陪同，他将分担我的一些职责，并大力协助我进行狩猎。而且，这次经历让我对中国的土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更加大胆。

两年前，在我前往热河的路上，我被八名骑在马背上的强盗拦住，他们共有二十一人，当时与同伴分开行事，其中几人拥有欧洲武器。但是这些强盗很快就看出，我不愿意让自己被无端抢劫，更不愿意让自己被这些平淡无奇的割喉者杀死。

因此，我每次出行都会雇人来保护我。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随后的战斗中受伤，但我还是带着我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在我的仆人和两个搬运工的陪同下，开始了一次自然历史探险。当我到达Tchi-Ma-Tzé时，那里的土匪明智地选择了撤退。他们又回到了我刚刚离开的那家不幸的旅馆，将那里全都被洗劫一空，无情地被付之一炬。尽管遭到破坏，但那些没有抵抗的业主却没有受到伤害。他们逃走了，任由火势肆虐，最终失去了所有财产和一些大笔资金。至于那些敢于带水灭火的人，遭到了刀剑的攻击。

欧洲人在他们为人所知的地方——也是他们第一次被看到的地方——对这些人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即使他们的外表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过去的四年里，我经常去雅弗（Japhet，诺亚的第三个儿子）种族尚未出现的地方。我开始明白，这些东方人本能地感受到在西方人心中有一种普遍的、不可否认的优越感。这与我对上帝坚定的信仰一起，是我的力量——也许也是我的愚蠢。

1866年3月13日，我开始了一次蒙古探险，预计会持续8到10个月。在这样一个资源和便利稀缺的土地上，很明显，一个人不能像在任何文明国家那样运作，没有沉重的行李负担，轻装上阵。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首先，前往哪里考察携带的东西不容小觑，蒙古两个月会很冷，粗布的冬装将是必不可少的，还有炎热季节的夏装，要非常结实。然后，你得携带你的床，否则将被罚睡在地上光秃秃的砖头上，或者顶多用一块薄薄的碎芦苇垫子盖上的旅馆。我的床由几条毯子组成，根据季节的不同，一两条可以用作床垫。除此之外，还有狩猎和寻找自然历史物品所需的一切，标本制作、标本馆所需的一切，各种大小的盒子、空瓶子等，所有这些物品我在旅行以后将无法再获得它们。”

海棠花开

1867年年底，戴维1866年3月的蒙古日记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公报（第三卷下卷第18到96页）上登载了。作者戴维神父，文森特会传教士，博物馆1号通讯员。自然历史博物馆公报蒙古之旅日志，完成于1866年。在我开始在我的旅行日记中抄写笔记之前，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说一下北京的周围环境是有用的。自然历史的描述，仿佛是一个比较的术语。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从科学上关注过自然界的产物，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大自然的产物收集起来，他们也不具备保存自然界的艺术。的确，他们的书中提到了几百种植物和一些动物，但这与医学有关。尽管古代传教士的记载还提到了据说在皇宫中存在的矿物和贝壳的收藏，但这仅仅是出于好奇。由此可见，向中国人索取动植物的信息是没有用的；我们在他们中间永远不会遇到比其他人懂得更多的人。

博物馆的教授兼管理人员会议决定，尽管在旅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戴维的手稿将不加修改地印刷，并按照作者发送的原样印刷。

戴维还在《蒙古与中国旅行记》中记载了桑达钦巴：“这就是应在横穿蒙古时为我带路的。他……已经脱离了喇嘛中的那些人而成为基督徒，在西湾子与其新的同教教友们共同生活。”与戴维探险结束后，桑达钦巴常住二十三号这个地方，在蒙古人中传教，“是几个新受归化和定居在距卓资寺有一法里的几个蒙古人家庭传道员”。

戴维在中国的辛勤工作和重大发现，激起了欧洲博物学家和博物馆的极大关注和利益争执。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亨利·米勒-爱德华兹先生以祈求的口气给戴维写信说：“求您不要向斯温霍先生或别的英国鸟类学者寄出任何东西。”“（英国）斯温霍先生不仅仅负责科学事务上的动物学，他还从事他弄到手的物品之交易。他寄出大批哺乳动物的皮张给伦敦和巴黎的商人。”“为了博物馆和法国出版商的利益，我们恳切地请求您慎重地寄出那些您认为适当的东西。”“法国的博物学家们如果见到外国人在新物种的发表上超过自己，那确实将会是非常难过的。他们希望由他们最倚重的博物馆的通讯员们的热情和知识来丰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