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周学章与许淑文在燕京大学的日子

燕南园64号

文 | 徐泓

许淑文，老燕京人都尊称她为“周太太”。1945年9月，燕京大学复校不久，她带着五个孩子搬进了燕南园64号。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许淑文敲开了邻居61号赵承信教授家的门。赵家的二女儿赵宗平、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看到，开门进来的是一位洋面孔、高个子、身材健硕的中年妇女。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周太太，后来她在回忆文章中说，周太太有中外混血女人的那种漂亮。

一

许淑文与燕大教育系第二任系主任周学章的爱情故事，开始于周学章在美国留学读书期间。

许淑文（Ruth Huie），1901年2月27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中国牧师家庭。她的父亲许芹是中国第一代赴美国的移民，1868年，他14岁时便随几个亲戚离开广东台山乘船去美国，奥克兰信仰基督教的一家夫妇收养了他，并安排他接受神学教育。十多年后，许芹受教会派遣到纽约市华人社区建立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堂，并与同在教堂工作的荷兰裔姑娘Louise结婚，育有三子六女。许淑文是他们的第五个女儿。

这个教堂是大纽约地区华人信徒周末聚会之地，孙中山到纽约后也住在许牧师的教堂中。一次在他离开后，清洁工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些草稿，后来确认这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初稿。而在许家人手里，至今还保留着有孙中山签字的留客签名簿。

许芹牧师主理的教堂也是华人留学生课外活动的场所，他的家几乎成为中国留学生之家，当年在纽约的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无论节假日，或是生病休养，都在许牧师家度过。

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天津青年周学章，因学行卓越，获省政府公费留学资助赴美留学，1919年获欧柏林大学学士，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他来往于教会和许芹家甚多。结识了许芹第五个女儿许淑文，并与之相爱。

1923年11月，周学章与许淑文喜结良缘

美国《纽约时报》的广告栏，刊登了周学章与许淑文于1923年11月22日举行婚礼的公告。婚后第二天，周学章便带着自己的新娘一起回国了。

许牧师的六个女儿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都与中国赴美留学生结婚，婚后都随丈夫回到中国。其中二女儿许雅丽嫁给了晏阳初，五女儿许淑文嫁给了周学章，两位女婿日后共同努力，为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更成为佳话。

二

周学章回国后，受聘于厦门大学任教授，一年后又任河北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1926年被聘为燕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35年从高厚德手中接棒，至1941年12月燕京大学被封校，一直担任着教育系主任。

与此同时，在梳理周学章的履历时发现，他在1930—1933年、1938—1942年两次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这个职务与燕京大学改革学科管理体系有关，1929年校方把传统的艺术与科学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分为文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和理学院(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首任文学院院长由陆志韦出任，从第二年起就由周学章接班。此时文学院包括中文系、英语系、欧洲语言系、哲学系、教育系、新闻系和音乐系，学科分类更加科学。校方启用周学章，为燕京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周学章同时在教育系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此时在创系主任高厚德领导下，在传统教育概论、教育史与教育哲学的基础上，教育系已经发展为普通教育、幼儿教育和乡村教育三个专业，周学章充分利用他从欧洲考察所收集的丰富教材，不断增进燕大教育系的教学课程与学术研究的实用功效水平。到1941年为止, 教育系的总课程数量从原来的18门课增加到36门课，并在普通教育专业开设了教育心理和教育统计与测验等新方向。他还充实了幼儿教育课程，调整两年制幼儿教育专修班为四年制幼儿教育专业(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Education)。幼儿专业新课程包括了儿童心理、儿童绘画、儿童音乐、教学法等丰富内容。

1935年，以晏阳初为主席的“农村重建中央合作委员会”开始计划在北京开展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何廉、梅贻琦、陆志韦、许仕廉和 Roberts Lin。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为该计划的主要合作机构。

周学章全力以赴投入乡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他与燕大的“农村建设训炼课程委员会”共同计划与设立一整套新课程，为训练乡村教育人才打下了基础。他在燕京大学教育系成立了乡村教育专业 (Rur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1936年开始招生。该专业除本科生之外，还设有研究生课程。这个专业的必修课，包括乡村教育、乡村经费、教育社会学、农村经济学、乡村合作社、农村运动比较、地方政府、乡村问题讨论等。除了在校学习理论，周学章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1937年成功创建了诚孚师范学校和冉村乡实验区。学生在四年学习期间有一定实习与实际工作学分要求。到试验区蹲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更有利于毕业后的工作。

“积极推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卫生教育与生计教育”，来实现“去贫致富”的教育救国目标 。在反复检索和查阅有周学章主持燕大教育系的史料时，我发现上面这段表述是对周学章教育思想的概括。如今回望与反思，“推进四大教育”“去贫致富教育救国”，这个提法是多么切中时弊，又多么负有担当。敬佩我们的父辈，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中国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高瞻远瞩的选择。

1937年周学章带领六名职工与学生，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贫困乡村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宏伟计划是办一个乡村建设实验区，藉以实现其“以学校为中心推进乡村建设”，其创办经费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他们首先在燕园东门外的成府村办了一个诚孚初级师范学校，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又在北平西郊蓝靛厂附近的西冉村开办乡村建设实验区，该实验区共包括以西冉村为中心的四五个村庄。

星兆钧（教育系博士生）于1940年至1941年任该项目的主任，据他回忆，当时在冉村进行的实验：

“[学校教育]：新办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采用单级复式教学。收容二三年级的学生，共二三十人，由一位教师轮流上课。[社会教育]: 为了扫除文盲，在小学教室里办了成人识字班，学员们每天夜间来校上课，此外，还装备了几个巡回图书箱，其中购置些通俗易懂农民喜读的各类图书。[卫生教育]：为了向农民广泛宣传卫生常识，购置一些卫生挂图，定期在区内巡回展览、讲解，增进农民的卫生知识，改变农民的卫生状况。[生计教育]：生计教育的重点放在协助村民脱贫致富方面。首先帮助村民选择各类优良种子，使之多收粮食。再就是推广优良鸡种、猪种，发展副业。”

周学章在办学的同时，还办了各种类型的工厂，使学生在读书外还能学习些实际的技术，并给农民，尤其农村妇女提供了工作机会和一定的收入。周太太兼管着建厂的组织事务，到处寻找制作豆浆和花生酱的最好配方。老燕京的师生都记得，在学生食堂买到香喷喷的豆浆，还有甜咸两种口味的花生酱，都是来自冉村实验区的产品。

他们家三个年长一些的孩子，也经常被父母带着，骑着单车一起去冉村实验中学建厂。他们回忆：妈妈自行车后面载着一个大圆石磨，由于石磨太重，刚骑上车，车把就东晃西晃，达到一定速度之后才稳定下来。我们三个孩子的自行车后面也都带着东西，但不记得是什么了。当时觉得自己能做点儿大人的事儿，好像我们也长大好多似的，非常高兴，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燕园东校门外的诚孚初级师范学校也办得有声有色。规模虽小，但仍然包括三年制师范班和小学教育班。作家冰心就曾在这里参加师范培训。她说，热心的老师、精选的教材和独特风格的授课方式，让她难以忘记。

在周学章的积极推动下，燕京大学幼稚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逐渐成为燕大教育系的教学基地。周学章十分注重教学实验，他亲自对教学实验工作进行设计和指导，不少教育系研究生在这里参与教学实验。燕大幼稚园，也吸引了家政系的师生在这里进行教学实验。周学章夫妇的五个孩子都是在燕大幼稚园、燕大附小、燕大附中接受教育的。比我们这一圈80岁左右的“燕二代”年纪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健在的都已经近90岁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上过燕大幼稚园，毕业于燕大附小或者附中。

1938年燕大幼稚园家长与孩子们的合影

在燕京大学留存的老照片中，发现一张摄于1938年燕大幼稚园家长与孩子的合影，定格了一个历史性的瞬间。让我们一一辨认，把他们从历史的深处请出来：

照片中共有九位成年人，六位女士，三位男士。

其中有两对夫妻：周学章、许淑文夫妇（左5与左6）；梅贻宝、倪逢吉夫妇（左8与左4）。他俩是创建燕大的老臣，1942—1945年梅贻宝任（成都）燕京大学校长，倪逢吉任家政系主任。

其他三位女性家长：左2梁思庄，燕大图书馆馆员，梁启超的次女。左7谢冰心：燕大国文系教师，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夫人。左9吴绍鸿：燕大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夫人。

站在最左边的高个子、一身洋装的女士戴克范，燕大幼稚园的教师。她毕业于燕大家政系，燕大教务长林嘉通的夫人。

左3那位男士方贶予，1927年入学燕大教育系，1931年攻读燕大宗教学院宗教历史研究生，1933年攻读燕大农村教育学院研究生。后留校教书。

照片上共有八个活泼可爱的幼童，根据照片上的家长推测，这些孩子们可能是梁思庄家的吴荔明、方贶予家的方晶、梅贻宝家的梅祖麟、周学章家的懿娴、乃扬，谢冰心家的吴平、吴冰，张东荪家的应是最小的女儿张宗烨。现在他们都已经是九旬以上的老人，真希望他们中有人能看到这张照片，认出自己。

从燕京大学教育系幼儿教育专业以及它的实验基地燕大幼稚园，走出了我国第一代学前教育专家卢乐山。

卢乐山（1917—2017），原名卢碧霞，1917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教育世家，她是著名教育家卢木斋的孙女，南开校父严修的外孙女

1934年，年仅17岁的卢乐山考上了燕京大学教育系（学号W34060），并选择了幼儿教育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她回忆说，虽然燕京大学的幼教专业刚刚创建，但教育系阵容强大，人才济济。校长陆志韦先生亲自给本科生上普通心理学，司徒雷登的助理刘廷芳讲授教育心理学，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周学章讲教育概论和教育测量学，美国人、教育系创系主任高厚德讲授教育史。而卢乐山最有兴趣最喜欢的课，还有夏仁德先生讲授的心理卫生课。

大四那年，在校内附属幼稚园实习的卢乐山，切身感受到“墙里墙外的孩子差距太大了”，所谓墙里指的是“幼儿园里的孩子”，墙外指的是“成府街上贫苦人家的孩子”。她说：“如果我们不去主动教育的话，这些穷人家孩子是没有机会也上不起学的，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

于是在老师曾绣香的鼓励下，卢乐山和同学叶秀英在成府街办了一个短期半日制的幼稚园。为了让这些“野”惯了的孩子乐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卢乐山开始尝试与孩子们建立感情，做家访，为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带孩子们出去玩。成府街愿意把小孩送来的家庭越来越多，年轻的卢乐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幼儿教育的意义和乐趣。她1938年毕业，1940年再入燕大教育系研究生院学习，1945年获硕士学位。1948年赴加拿大留学深造。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教育系在第四任主任廖泰初的带领下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在那里创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校第一个学前教育专业，卢乐山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

话题重新回到周学章。

1941年12月8日（北平时间）珍珠港事变，美国与日本开战，日军随即占领并关闭了燕京大学。12月9日，三名日军宪兵手持带刺刀的长枪闯进朗润园10号的周家，当着周学章的妻女面，将他押上了囚车。后经多方打听，周太太许淑文才得知，丈夫被关押在北平城里的沙滩红楼。

与周学章一起被关押的还有陆志韦、洪业、张东荪、邓之诚、赵紫宸、刘豁轩、蔡一谔、林嘉通、陈其田和侯仁之等。日本宪兵对他们反复逼供审讯。冬天没有暖气，每天只有难以下咽的两餐还常常不给水喝，条件极其恶劣。周学章身患重病，离不开药物治疗，但仍被不断地用囚车押往铁狮子胡同的日军司令部司法课受审。据周学章的女儿回忆，有时她可以去红楼门口送换洗衣服。当每次衣服拿回家都需要用开水煮很久，以去除虱子。大约半年之后出狱时，周学章的体重掉了近50斤。

出狱后的生活虽艰苦，但周学章坚决不为日伪所用，几次劝诱他去日伪控制下的大学任教，都被他严词拒绝。由于经常被日伪跟踪，周学章迫于巨大压力，不得不离开北平到天津寻找临时工作，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在如此处境中，周学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幸于1945年1月25日在北平大佛寺东街甲2号家中病逝，终年51岁。他离开的时刻，距离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有七个月了。

三

周学章和许淑文有五个孩子：周乃文、周懿贞、周懿芬、周懿娴、周乃扬。他们综合了父母亲的优点，都有健硕的体格，很高的颜值。

下面这张照片摄于1943年，是燕京大学被封之后，他们在城里的家：北平大佛寺东街甲2号。而在1942年以前，他们一直住在燕京大学朗润园10号。

周学章、许淑文夫妇一家在北平大佛寺东街甲2号家宅中合影

这里的环境仿佛一座有山有水的大花园。周学章经常在家召开全系或部分学生联谊聚会。每到节日就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八仙桌一摆就是六到八张，院子里支起四个北平烤肉的架子，师生大快朵颐。

他是一个性格活跃和热情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中，周学章每天晚上和周末会抽出时间和家人坐在一起，关心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周家的儿女撰文回忆父亲和他们一起玩“买卖市场”游戏，由孩子们各自选择售卖的物件，父亲母亲扮成顾客，通过买卖交易，一家人其乐融融，还练习了算术加减法。而每年圣诞节时，父亲总会扮成圣诞老人，背着装礼物的大口袋，为孩子们送去欢乐。

1945年9月，周家从城里搬回燕京大学，住进燕南园64号时，已经没有了男主人周学章。

那个星期天的早上，当周太太离开61号邻居赵承信家时，赵家的二女儿赵宗平注意到周太太眼中带泪。她问母亲：“周太太为什么哭？”母亲告诉她，周太太的丈夫去世了，她是体育教师，工资不够花，她有五个都在上学的孩子，他们还不能挣钱帮助家里，燕大的奖学金也不普遍，不好得到，即使得到也不够多。她求助于当时担任法学院院长的赵承信，帮她家解困。

那时，周家的老大、老二已经进燕京大学读书了，下面三个小的在燕大附中上学。经过几轮斡旋与协调，校方决定送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到美国半工半读，孩子们的外公外婆家在那边也可以照应。赵宗平说，果然不久他们就去美国上大学了。但谁也没想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断绝，周太太和长子、长女失去了联系，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他们才得以见面。

燕京大学非常重视体育，体育课学生必须选修四年，男女分班上课，男生在男体育馆（现在的一体）上课，女生在女体育馆（现在的二体）上课。师资方面专门设有体育部，并分男部和女部。周太太许淑文从1930年代初就在燕京大学女生体育部执教，并担任女部主任。她有很好的专业背景，毕业于美国The College of Wooster体育系，在校期间代表该校参加全美游泳比赛，获得过几项第一名。

据周懿芬回忆，凡考入燕京大学的女生第一堂体育课就是身体检查，拍摄脊椎骨和身体姿势像，然后因材施教，按身体情况分班上课。母亲还开设了一门专门为残疾学生服务的医疗体育课，让有残疾的学生也有机会上体育课，改进健康状况。有脊椎骨弯曲或腿有残疾的学生则有专门校正姿势的体操课，以及垫上运动和各种适合于她们的游戏、游泳、射箭等课程。

许淑文开设的课程有篮球、网球、羽毛球及民间舞等。1939年她组成了燕大第一支女子羽毛球队，也是当时平津一带唯一的大学女子羽毛球队。她还兼任女子篮球校队教练。1945年燕大复校后她积极开展民间舞蹈活动，吸收男生参加，每周五下午活动一次，大大丰富和活跃了学校业余文化生活。

周懿芬说，游泳是我母亲的专长。她组织起男女生游泳队，把自己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游泳队里。早期女校运动馆有一个25米长的游泳池，是为教学和训练用的。后来由于漏水不能再用，学生要上运动课，还有游泳队的训练，就必须在炎热的夏天骑自行车到颐和园游泳，又热又累非常辛苦。几年训练下来，燕大的游泳队在五大院校比赛中曾获得冠军和亚军。

燕大课外体育活动是体育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规定，下午四点半以后为课外活动时间，女同学可以到男校体育馆或体育场活动，男生也可以到女校体育馆或体育场活动。这也是男女生可以在一起体育活动的时间，可以促进互相认识，互相交往，互相帮助，是共同提高的好机会。体育教师要把运动器材准备好，而且都要出来辅导。许淑文总是最早到操场组织学生活动的教师之一。晚上，她还有业余体育课，如土风舞(folk dance，square dance)也是男女生都可以自选的。

很难想象，一个私立的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竟有如此庞大的体育教师队伍。出乎意料的是，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一位女士竟然是我的母亲韩德常，她身边坐着的孙以芳，也是我认识已久的阿姨，但她们两个并不是体育系的呀，我母亲是音乐系的，孙以芳是社会学系的，为什么在体育系教师合照中入镜了？

我回想起母亲在燕大音乐系学习时的一段往事：按照音乐系所修学分里“完成一个学期钢琴伴奏”的要求，母亲曾为女生舞蹈课伴奏了整整一个学年。而学社会学的孙以芳酷爱舞蹈，连续几个学期选修了体育部的舞蹈课，并连任活动小组组长（孙以芳一家兄弟姐妹四人都毕业于燕京大学，她的弟弟孙以亮就是日后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或许因为我母亲和孙以芳当年在舞蹈课上实际担任着助教的角色，所以被摄入照片中。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许淑文留在北京大学体育部担任副主任，她继续体育教学。女儿们感到母亲比过去更忙了，“她的社会活动很多，光是游泳裁判就有校级间、市级间和全国及世界游泳比赛的任务。除此之外，她有时做网球裁判。这些工作占据了她很多的时间。但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努力做到一丝不苟。对同事不论是教授还是工友、同学，永远是真诚相待，助人为乐。”女儿尤其佩服母亲“遭到挫折的时候，总是宽容别人，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她的朋友遍天下。后来的同事们给了她一个尊称，大家都叫她“周妈妈”。许淑文退休后移居美国。1990年因脑溢血逝世于美国华盛顿，享年89岁。

周学章与许淑文的五个子女，早期出国留学在美定居的长子、长女，学有所成，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其他三人在母亲的支持下，都参加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二女儿周懿芬，是运动生理学方面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小儿子周乃扬，从小打得一手好冰球，后来担任北京什剎海业余体育学校冰球教练，我国第一批国家冰球裁判，第一个国际冰球裁判。

最有名的是三女儿周懿娴，被称为第一代女篮国手，北京女篮功勋运动员。她的主要荣誉有：三届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冠军（1956年、1957年和1958年）、1959年全运会冠军、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退役后，她曾任女篮国家队主教练、国青女篮主教练等。

周懿娴2025年 2 月 18日 去世，国 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于 2025年3月18日发布讣告：

中国共产党员、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退休干部、原国家篮球队高级教练员（副高级）周懿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24日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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