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张之虎”

在看人识人这一点上，织田信定可谓相当有眼光，比如他早早就看出了信秀的不凡，所以才会不带一丝犹豫地就把“织田弹正忠家”家督的位置让给了自己这位刚满15岁的儿子。

而织田信秀也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老爹的眼光。

织田信秀武艺高强，据说最常用的武器是一柄长刀，信秀作战时常常身先士卒，异常勇猛，是一名难得的猛将，而正是凭借着这份勇猛，织田信秀才赢得了“尾张之虎”这一足够拉风的“绰号”。不过，信秀是武将不假，但他却从不仅仅只是一名武将。

1532年，距离织田信秀从老爹手里接过家主之位没几年，织田信秀就带着一帮属下和别人狠狠地干了一仗，这个“别人”不是旁人，正是自己名义上的主君“清州织田家”掌门人的织田信达以及自己的同僚——“清州三奉行”之一的织田左卫门。关于此战的结果没有查到信秀是不是大胜，但至少应该没有输。因为织田信秀在第二年的1533年，就兴高采烈地在自己的居城胜幡城举办了一场规模足够盛大的蹴鞠比赛，并特意从京都邀请来了蹴鞠名脚飞鸟井雅纲和山科言继，受邀的宾客和到访的观众加起来据说有好几百人。

飞鸟井雅纲和山科言继可不是普通人，而是朝廷的公卿。类似于蹴鞠这样的“高雅”运动，在当时的日本也不是普通人的“游戏”，而是专属于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织田信秀邀请飞鸟井雅纲和山科言继这样的“大腕”来自己的居城，自然不是仅仅为了看场热闹，而是有着别的目的在，其中就包括借机打通与朝廷的联络渠道，以及拉拢公卿为自己站台顺便抬高自我身价。此外，借着举办这场蹴鞠活动，信秀还与自己名义上的主君织田达胜实现了会面，并达成了真正的和解。这件事充分说明织田信秀这个人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会打仗的武夫，而是也非常善于搞一些政治游戏。

在稳定了尾张内部的局势之后，织田信秀终于有时间将目光瞄向尾张国外的敌对势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占据了“那古野城”的今川氏丰。“那古野城”位于爱知郡，属于尾张的下四郡，但今川氏丰却来自尾张国外，他是骏河国大名今川义元的弟弟。

今川家原本只领有“骏河”一国，但在应仁之乱爆发后，却强行从斯波家夺取了“远江国”，导致斯波氏只能仓皇逃到尾张下四郡的清州城，寻求自己名义上的“家臣”“织田大和守家”的庇护，不仅如此，今川家还趁着“三河国”内乱，将势力渗透到了东三河地区。也就是说，“那古野城”等若于是今川家窥觑尾张和试图西进的一个桥头堡。 因此，对于织田信秀而言，拔除这个今川家的钉子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也绝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

1538年，织田信秀使用奇谋，很轻松地便攻下了“那古野城”，并将自己的居城从胜幡城搬迁到了那古野城，将“织田弹正忠家”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爱知郡。

1539年，信秀又筑城“古渡城”，并将之作为自己新的居城，“那古野城”则被信秀送给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织田信长。从此，“那古野城”就牢牢地和信长被绑定在了一起，而“那古野城”之所以在日本的历史上“名声赫赫”，完全是因为它是织田信长所拥有的第一座“城”。

织田信秀将自己的居城搬到“古渡城”，有利于“织田弹正忠家”更好地控制热田这个繁荣的交通要冲，使其成为继津岛之后，能给弹正忠家带来源源不断经济收入的第二只下“金蛋”的母鸡。

在津岛和热田这两个地方，织田新秀没有像其他大名一样肆意压榨商贾，而是尽可能取消一切阻碍商贸发展的关卡。那么织田家靠什么赚钱呢？答案是“工商税”，商贸越兴盛，织田家赚取的工商税也便越多。不得不说织田信秀非常有商业头脑，因为能真正认识到“工商税”重要性的统治者无论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在当时的中国其实都并不多见。

明末的大太监魏忠贤是当时少有认识到“工商税”重要性的人，据说他为了扩充朝廷财源，就曾在江南地区试行过工商税，结果却招致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江南士绅集团的强烈反对。后，“忠贤死而工商税亡”。在我看来，或许正是因为“工商税”征收的失败，才最终导致了大明朝的覆亡，或者，至少也是大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要稍微读过明末历史的人其实都知道，明朝的灭亡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缺钱，没有钱便没有足够的钱粮布帛，便没有钱去兴修水利，治黄治淮，也没有钱去赈济百姓，平灾息难，更没有钱去募兵练兵，构筑要塞，也没有钱去收买人心或是激励三军。

自古以来，中国的财税源泉都严重依赖土地，明朝自然也不例外，但明太祖却制定了一个在后世看来属实荒唐的优待制度，即给读书人税收优惠，只要你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名下一定数目的农田便可直接免去租税。这就导致后来的普通人和小地主为了获得免税的待遇，主动将自己家的田地纷纷“投献”给那些举人和进士，而这也导致了江南土地被大量兼并，据说，嘉靖时的首辅徐阶原本不过中产，但做官后其家族居然一度拥有超过几十万亩的田地，成为超级大地主，而朝廷却无法从这些土地上获取任何税入，而江南偏偏又文风鼎盛，士子辈出……，明太祖看似优待读书人的举措最终导致后世皇帝可以收税的土地越来越少，中央财政日益亏空。

江南收不上来，就向西北收，正好西北地瘠人贫，养不起读书人，考中举人和进士者寥寥无几，免税田地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于是陕北的田地租税一度被收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最终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陕北人虽然淳朴，但还不至于傻。造反尚有一线生机，而忍耐却迟早必然饿死，于是一群想要活下去的农民从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里再无顾忌的奔涌而出，各取了一些看似张牙舞爪，实则土得掉渣的名字，就此揭竿而起。农民军虽然几起几落，但最终还是一路杀到了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则在“诸臣误我”的愤愤不平中自挂东南枝，吊死煤山，大明朝遂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朝之亡，实亡于缺钱，而本可以改变亏空，为大明朝强行续命的或许正是魏忠贤曾力主施行的“工商税”，毕竟江南物产丰饶，商业繁荣，工商税之利或远胜于田租所出。只不过，在中国，“工商税”终究还是没有施行下去。

而在稍早一些的日本，一个织田氏分家的看似粗鄙的武夫，却在自家的领地上，快快乐乐地收起了“工商税”，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织田弹正忠家也因此而一跃成为整个尾张最为富庶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