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何以成为八路军最强战略区？罗荣桓的妙招开创大好局面

“1943年8月的一个夜晚，罗荣桓在临沂指挥所对警卫员说：‘告诉各团长，“送于顶李”马上实施。’”短短一句命令，将山东战局的天平彻底拨向八路军。很多年后，谈起这一晚，老兵们仍称它为决定山东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妙计并非仓促而生。向前追溯四年，1939年冬，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受命进驻山东。彼时的鲁南已被日军反复“铁壁合围”，残破不堪。国民党地方武装溃散，一些部队索性投敌改旗。于学忠孤军难支，向蒋介石连发数电催援，结果只等来一句含糊其辞的“再观察”。他的犹疑为罗荣桓留下了用人际缝隙布局的空间。

蒋介石迟迟不给实援，却在同年调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北上。李部素以骄横著称，一进入皖北便开始盘算“借道自肥”，并未把抗日放在首位。可于学忠与李仙洲之间积怨颇深，旧日职务纷争尚未了结，新仇又至，两家擦枪走火几乎成常态。罗荣桓敏锐捕捉到这对“难兄难弟”间的裂缝：只要把握住两股顽军的矛盾，就能为八路军腾出战略纵深。

1942年春，战线骤紧。日军在华北实施“囚笼政策”，山东腹地成为钳形包围的一环。于学忠见局势恶化，再度乞请撤出。蒋介石将计就计，开出苛刻条件：“新四军第五师若离开鄂西，东北军方可西撤。”重庆谈判无果，战区指挥权更显扑朔迷离。罗荣桓深知硬碰硬只会授人以柄，于是私下派人修复与于部的关系，暗示“共同抗敌、退而可守”的可行性，逐步铺垫“送于”计划。

不久，一场戏剧性的插曲出现。李仙洲途经单县，企图与日军保持暧昧平衡，不料日方毫不买账，反手给了林木集一记重击。李部一个加强团几乎全军覆没。罗荣桓闻讯，立刻命山东军区游击支队夜袭日军侧翼，救下残部，并把受伤军官抬上担架送回。于学忠惊叹：“八路是真抗战！”然而李仙洲却恶语相向，公开污蔑八路军只会“背后捅刀”。

此时的罗荣桓没有被激怒，表面上不予回应，实际已经在部署第二步——“顶李”。他判断，只要于学忠顺利西撤，李仙洲就会成为日军与国民党之间的一只“孤鹰”，缺乏纵深，无论向南还是向北都寸步难行。为了不给蒋介石留下“抢地盘”的口实，罗荣桓对外宣称“八路军专注抗日，绝不与友军争地”。与此同时，他暗中调集胶东、渤海、鲁中三个军区的主力，在沂蒙山构筑层层防区，准备以机动歼击迎候李部的下一次北犯。

1943年7月，于学忠终获许可，全师撤至津浦路以西，声称“养精蓄锐再战”。“送于”部分成功完成，山东西南空出大片地带。李仙洲见势急忙向沂河推进，意图插足刚刚腾出的真空区。可是八路军早已潜伏。罗荣桓将“分割包围、逐次削弱”的思路化作具体战术：先由地方武装断其辎重，再让主力折其锋芒，最后以夜战奇袭收尾。七月底的一周内，李部伤亡过千，连失三县，被迫挥师南返。士兵议论纷纷：“北上山东凶多吉少，还是皖北好混。”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的强硬并非纯军事动作，他在政治上同样布局缜密。山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已初具雏形，罗荣桓指示地方干部主动帮助翻修战后村镇、恢复合作社供销，利用“谁抗战谁就有饭吃”的朴素逻辑赢得民心。试想一下，当一家老小得以在八路军保护下重拾生产，乃至重新开设市集，人们对中共政权的信任会多么迅速而牢固。

此后一年，日伪虽仍频繁“扫荡”，但八路军的兵源、粮草却逆势上涨。淄博山地的煤，胶东沿海的盐，泰沂山区的山货，源源不断汇集到各军分区。山东“最强战略区”的称号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靠真刀真枪与周密统战换来的。

期间，一则小故事颇能说明罗荣桓的谨慎。一次军区干部会议上，副参谋长提议“一鼓作气直捣济南”，罗荣桓摇头：“稳住阵脚，日军没退，别急于树大旗。”他语气平缓，却已将“先筑堤，再行舟”的思维刻进部属心中。正因为这份冷静，山东根据地不仅守住了地盘，还培养出后来华东野战军骨干的半数以上营连主官。

抗战胜利后，山东出动十四万兵力渡海支援东北，大批老兵调入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倘若没有此前“送于顶李”奠定的稳固后方，这种大规模调动几乎无法想象。换句话说，罗荣桓在山东的布局，为解放战争开辟东野优势提供了持续不竭的人力、物力与民意资源。

有人评价他“善治大事而不失细微”，并非溢美。抗战中，他既能在混杂复杂的态势里揪住矛盾主线，又能在村头巷尾解决百姓一只驴、一袋粮的小纠纷。毛泽东的那三十个字里，“算得到”尤为贴切——送走于学忠、顶回李仙洲，山东由此脱离混战泥潭，迎来战略发展黄金期。

如今翻查档案，罗荣桓关于山东的手迹仍挤满对局势的推演、对同僚的劝导以及对百姓疾苦的关注。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与批示。正因如此，当1955年元帅军衔授予名单公布，人们想到的不只是东北胜利，还有那份在烽火山东铸就的深厚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