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官职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1941年3月的一天夜里，南京雨下得急，汪伪政府的灯火却亮如白昼。大厅里，才三十三岁的李时雨接过“少将军衔”任命状，手心里全是汗。他侧头对贴身勤务员低声嘀咕：“官大得离谱，怕是要露馅。”勤务员不明所以，只以为新贵紧张。就在同一晚，他用密码本发出加急电报，内容只有一句：是否继续？

回信两天后抵达——“继续向上。”落款是中央某负责人的代号。短短四个字让他心口一震；担子更重，退路却只剩一条：深入敌核心，活着把情报带回来。

时间往前推十三年。1928年，他还是北京法政大学的清瘦学生，宿舍里堆满《资本论》影印本。九一八的枪声传来，他彻夜未眠，次日便找到地下党联络员。组织要人，他就去做；于是，北平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出现了。压低帽檐，顶着寒风，他嘶着嗓子喊口号，列队的青年越聚越多，警笛声里，他悄然遁入小胡同，踏上哈尔滨去拆铁路的列车。

1934年毕业，他拿着一纸伪造履历敲开东北军公馆的大门，身份不过是“档案办事员”。会议通知、调兵手令、军官名单，全被他死死记在脑里。两年后西安风云起，组织让他撤。他在天津换了张面孔，却赶上七七事变，北平道路被封，新的潜伏计划由此展开。

天津成立伪“治安维持会”时，他顺着老同事的引荐混入检察体系。日语、德语、法律条文，他样样拿得出手，外人眼里文弱书生，实则每日用显微镜般的耐心拆解敌方公文，再把精华默写进特制算盘格子。无线电、地图、人员调配，从通行证后夹层一路运到延安，没人起疑。

汪精卫南下投敌后，大批“能写会算”的人被征用。李时雨借机递交自荐稿，几处措辞之巧妙让陈公博眼前一亮。草案座谈会上，他指出一条条款与《巴黎公约》冲突，陈公博笑着拍桌：“此人可用。”就这样，他从速记员跳到立法委员。

位子越高，风险越大。1940年底，他第一次感到恐慌。深夜，他摊开草稿纸想报请调离，却在犹豫良久后折成密电。“要走还是要留？”他问自己。回电让他别想：“大胆往上爬。”于是，他继续在灯影下研读日本宪兵条令，隔日又若无其事地跟随陈公博出入酒会。

1943年，他被调入军统序列，负责上海区社会组。表面上，他是戴笠看重的“法律专家”；暗地里，他把整理好的名单编号藏进唱片封套，交给地下交通员。一次秘密会议后，毛人凤起疑，下令审查。水牢的冬夜冷得像刀片，他咬着破布度过四十八小时，依旧滴水未漏。军统找不到证据，只得把他丢进提篮桥监狱，判七年六个月。

国民党大势已去时，各地监狱陆续放人。1949年1月，他拎着竹箱走出高墙，街边黄包车夫已经改口叫“先生坐车”。他没有回家，转身钻进弄堂，开始劝说残余军统人员弃暗投明。暗杀令很快悬在头上，同志们安排他经香港北上。春天的列车驶进北平，他在中南海门口递上口信：“编号017归来。”登记本上的干部抬起头，严肃地点点头，没有一句客套。

从学生、办事员到少将，十五年间身份变了七重，信念却从未松动。一旦踏进敌穴，胜负只在能否活着传回一句话、一个数字。李时雨做到了。要说传奇，与其夸他胆大，不如承认：钢铁意志，才是真正的保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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